1970年也是狗年，岁在庚戌。
    虽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已经有三个年头（实际上只有一年多）。但进步不大，农活不行，嘴碴子也跟不上（尤其是和五哥比），还老回家（这点尤为引人非议）。所幸的是，苍天有眼，虽然六九年发了大水，但日值（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懂这个专用名词）不低，人民币八毛！我虽然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仍然分到了钱（扣除下年的粮食等一应款项）——十三块二。这是我一年的劳动所得，第一次挣到的钱。五哥和贫下中农结合的好，十分招人待见（喜欢），干活儿不惜力，出工多，大概分到一百多块钱，多劳多得嘛，我既不眼热也不沮丧。三十多年前，十几块钱可是个钱了。我花了八块六，给妈妈买了一件深灰色的涤卡上衣。元旦前，在西四人民医院做了一个小手术，本来就是冬闲（此时你不去出工是“得人心”之举，冬天活少，你去出工就是“与民争利”），所以就一直名正言顺地休息下去（好像孟广栋先生给开了三个月假，当时冯蓓她们在医院实习）。
    哥哥已经在准备扎根儿的牧区过了一个春节，这时也回来了。我出院后，家里的人流量加大，使得房子愈发的小了。别看房子小，想得可都是大事，“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要去解放世界上那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后来改革开放了看电视，得知（画面上）美国的流浪者（在中国就属于被收容的对象，不免会有孙志刚的下场）有楼房住，有面包和咖啡，有电视看……当然还有弄了个大纸盒子住在地铁过道的，画外音告诉观众那时他们不愿住在政府提供的楼房里，要张扬个性和充分的自由，而美国又是所谓的“自由世界”，只要你不危及他人、公众、国家的利益，估计睡在茅房也是可以的——具体落实到活动上，就是去外地考察大好的革命形势：哥哥准备去上海，

一则有人接应；二则上海俨然成了第二中心，有“一月风暴”和“上海人民公社”，有“工总司”以及王洪文、陈阿大等革命造反派……哥哥他们的日值是人民币三块！真是天晓得。但那时好像有“串联情节”的余波，对买票坐车是不屑一顾的——即便有钱。但毕竟串联早就过景儿了，又要不买票又要安全——这是一道难题。而我则准备去陕北（安塞——张思德烧炭的地方）考察，一则是几位中学同学（好朋友）在那儿插队，二则是要看看他们是怎么“一漫地受苦”——是否比京郊的日子难过。
     难题终于被我破解，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所以后来我对创建中国文化管理学是十分有信心的，我知道我有研究问题的天赋。哥哥他们去上海“实践”了我的“研究成果”，紧跟着，我们大队人马杀向西安——都顺利抵达！那个“研究成果”现在还不能披露——因为依然有效，只是后来再也没有使用过。

2006.8.27日午于“一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