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月4日，我中学最要好的同学贾钟去屯垦戍边，班里有几个平时说的到一块玩的到一起的同学去送站。同学五年，在我们当时18岁（还不到）的生命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现在屈指一算，已经有43年（！）了。
    我现在有点儿想不清楚，这43年是怎么过来的？这43年中，我们得到了或失去了什么？
    贾钟是十分不情愿地去当军垦战士的。

看看那张在窗口里的照片，是我照的。不情愿的是离开了同学和朋友，一个人去面对一大群陌生的人和天空、土地。
    他在东北期间，我们保持了通信联系。当时也只有这种信息传递方式。他的来信，我大部分保留下来了。只有前一年半的（1968.7——1970.2），在他第一次探亲来我家时，我给他看了看，之后塞进了炉膛里——因为我们有一个同学就是因为信出了事儿。现在想想那时活的也挺累，总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而现在呢？要加一个更字。否则，各种“假”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贾钟返城后，在一个房管所工作，当木匠还是瓦匠我记不清了。七八年我参加了高考，蒙着上了个大学（林大人开绿灯，办了三十多所分校），对他有点儿触动。他是从小拔尖要强惯了的，从不甘于人后。经过苦读，终于考入东城夜大（中文）。后来，他调到海关工作，直到退休（他自己要求退休的，为国分忧）。
    我们俩的交情（友谊）始于共同爱好：集邮。中学三年，我们主要是玩：交道口要5分钱一场电影，有新片就看；要不就上东华门的邮票公司换邮票；我还要打球（开始乒乓球，后来篮球）；看课外读物（我是班里的借书负责人），去图书馆借书还书……功课还说的过去，我们班主任是数学老师，我考99分他都不给优（期末成绩）；历史课老师在上边讲，我在下边讲，进度比他还快一点儿，旁边的几个同学都听我的版本——现在想想，很对不住万先生，他是右派，不太敢管我们；地理就甭说了，后来高考，我50分钟就交卷了（已经检查两遍）；物理化学不太行，但也混及格了。贾钟是班里的明星人物，幸亏我们是男校，否则追他的人一定不少。好像他还一度出任过班干部之类的公职，只是处处拔尖逞强，没干多长时间就被选下来了。
    贾钟去东北之前，我们俩有过一次谈话，是在我们家对面一幢大楼（现在还在，以前是化工学院宿舍）下边的一个井盖子上坐着，海阔天空，高瞻远瞩，有点儿“言于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的味道，具体内容已然记不清了；三十八年过去，当年的豪情荡然无存，当年的宏愿灰飞烟灭，我现在还在做一点小事儿，他已在家中沦为“二等公民”，总结出“八个一”（打发时光，一个小时干这个，一个小时干那个……），比“五个一”还多三个。最近他又忙了起来，在装修一套新分的房子，一百多平米。他的日子没急着，不缺钱，不缺房，有车，有别墅（不是单体的），女儿马上要出阁，姑爷是博士……但我总隐隐感到，我们在得到许多东西时，是否同时也失去了许多？或许我这是杞人忧天之举，脑子进水了，大家千万别笑。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确乎。

2006.8.12日晚于“一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