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8月14日，哥哥去内蒙牧区插队，我和父亲、弟弟去永定门火车站送别。这是我后来多次送走同学、朋友的第二次。我们有一张合影。应该是我印的，用极简陋的自制设备在家里一平方米左右的卫生间里“制作”出来的，用的还是过期相纸！所以现在几乎没法看了。不知哥哥还有没有这张照片？
    当时“文革”已经进行两年多了，学生塞满了学校。出口在哪儿？还是老人家英明，让我们经风雨见世面，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现在他们又成了教育者——这或许就是政治的诡吊或实用？）。
    我和哥哥差两岁两个月又九天，弟弟那时才14岁，有他的同学和玩伴儿。他也帮我们干事儿，比如1967年5月中旬我们一大堆人去上海的票就是他换毛主席像章是弄来的——虽然到上海后被同济（？）的红卫兵扣押了一阵子。
    哥哥是北京二十五中的高材生。“文革”中像我们这种出身（不知现在的孩子们、大学生们还能知道“出身”是怎么回子儿事及在那个年代的意义？）的人只能“老老实实”，最多参加个红外围组织就是上上大吉了。我有个要好的同学是个革命军人出身，加上我又不太招人恨，所以班里那些根儿红苗儿正的子弟也没把我怎么样。哥哥在学校的状态如何？三十八年过去，至今也勿晓得。
    哥哥去内蒙时，我送他一本笔记本，十分普通的那种，应该是写上一些十分“革命”的语词，还写了一首词（假装的），现在只记得一句——风暴险关学闯道，内蒙草原开红花。内蒙真正的草原我没去过，不知有没有红花。反正过了几年，哥哥病退回京了（肝的原因）。我感到他有许多变化：抽烟、喝酒、吃肉很厉害；革命激情趋于平淡。可惜的是，自他去内蒙后，至今三十八年，我们再也没有机会（时间）进行过思想交流。当年他给我的一些信，我至今还保留着，有时翻翻，还能感到那个时代脉搏的律动。
    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各种节奏加快，生存竞争加剧，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越来越困难了。其实，现代化社会，和谐社会，沟通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外部标志。但愿今后时间充沛了，我们补上这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