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床头就只有一本书：鲍里斯•瓦西里耶夫的作品选，共三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未列入名册》、《后来发生了战争》。到不是天天看，午休时翻一下，随便翻到哪儿都读的津津有味儿；那时每周至少要值班一次，有时读的来劲儿，就可能要看完一个故事；这几年像耗子一样不断搬家，许多东西都找不到了，这本书也许已经进了造纸厂的化浆池了。但《后来发生了战争》（长篇）的开头，是从一张照片开始的；我十分喜欢这个开头，今天就套用一下，很可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贻笑大方；但我估计更多的人是没有读过《后来发生了战争》。

    这也是一张发黄的照片，准确地说，应该是复印在复印纸上的一张照片。是1984年7月1日，学院教书匠的一张全家福。那天是党校成立五周年，应该是教务处（？）安排的。照片的背景已经永远看不到了，背后的林院现在也没有平房了。
    照片上共二十九人，已有六人与我们天人相隔，其中四位是我尊敬的师长，两位是我同龄（同代）的好友，愿他（她）们在天国安宁。
    前排左一是赵芳老师。现在学院的人知道她的已经不多了，她早年即投身革命，离休前是我们这些当年还算年轻的老师所敬重的革命老前辈；赵老师当年还有一个壮举：她呼吁创建文化管理学的一个东西上了内参，耀邦同志曾做过批示！说实话，给我鼓舞巨大！赵老师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离休后搞调研，出席学术会议，外出讲学，并于新世纪之初出版了这方面的专著；她在第一时间就送我一册，我也及时拜读了（好象是冯远作序），可惜的是几次搬家空间压缩，许多东西都找不到了，今天把几个书柜翻了个遍，也没看见……这几年与赵老师无缘谋面，但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您：2000年秋天，中国文化管理学（文化管理研究）终于登堂入室了！成了国家二级学科，您一定会很高兴的。
    前排左二是王胜秋老师。他早年是李达先生的弟子——我还记得当年他不无炫耀地对我说这段历史时的神情。我现在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三大标准”（择偶），据说是他自己说的（我反正没听他讲过），我是听别人聊天时说出来的：大姑娘、大学生、大党员。他的确颇有桃花运，结过N次婚？要不是北京禁放烟花炮竹，他或许还会活一二十年，再结若干次婚？没准儿。有段时间我与他比邻（办公室），他自己写了几个字——文化经济研究会，贴在门上；当然，他也发表过一些文字，不长（或许长的我没见到）。后来，他女儿大学毕业，记得还到我的办公室来过一次，好像是找工作的事情，我也和院办说，能帮一下就尽量帮一下，与人为善嘛。
    前排左三是张路老师。我来学院工作就是他拍的板，他是教研室主任（当时只有一个教研室，下边分成组），看了我的毕业论文（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我的学术专栏里）后，认为还可以，就同意接收了。我的毕业论文导师是纪怀民先生，是当时全国高校文艺理论研究会的秘书长，“文革”前的教授。我到学院不久，张路就去教务处当处长，后来又当主管教学的副院长。在他执掌教务处时，他几次要我去教务工作，并有所暗示（不是虚妄言之，后来匡亚华去了，果然当了副处长）。但我对坐班实在没有兴趣，对作官也没兴趣（所以后来就把官儿给混丢了），只想弄点儿学问。我和禇朔维（照片上没有，那天这小子不知跑哪儿去了）与张路出过一次差（去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搞调研），他人很随和，没架子，说话风趣，有亲和力。他有点儿口音，有一次他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讲卫生”（好像是批评禇朔维不讲卫生？），我和老禇都听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讲‘伪善’”！于是“攻击”他一通，他也没脾气。他有句口头禅——土耳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无论什么，都可以冠以“土耳其”！后来他被组织安排去中央党校学习，后来好像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再后来部里成立中国文化旅行社，他去当副总经理，后又升为总经理。有些年头没见到他了，还有点儿想他，不知他身体如何？是否还是老把“土耳其”挂在嘴上？
    前排左四是蒋以明老师。蒋先生是中国文化管理学的先驱之一，她以六十高龄出任中国第一个文化管理教研室的主任（1984年），为文化管理学的创建做了不少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我与蒋先生曾经作过五年邻居，她住三层，我住六层，那时经常能见个面。后来蒋先生离休了，工作上的事情就不多了，但要找一些老同志还要去麻烦她，她是有求必应。遗憾的是，蒋老师病了之后，也没去看望，最后也没去告别（不知道）。我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一次见蒋老师是在友谊医院一门诊体验（2004年）量血压，我血压本来就高，那天又走的急，一量低压一百一！蒋老师马上关切地问长问短，并叮嘱我一定要吃药……因写过《悼蒋以明先生》一文，此处不赘。
    前排左五是肖谷老师。肖老师像个慈祥的老妈妈，见了我总是亲切地称呼“小汪”。关于肖老师我知道的不多，蒋老师和肖老师不错，讲过肖老师一些事情，主要好像是肖老师的子女不肖，肖老师就是家里的保姆，连块手表都没有（家用紧张），有一次蒋老师急了就要给肖老师买一块……这些年也就是体检时还能见上一面。不是去年就是前年，我还真在马路上（朝内大街）看见肖老师一次，依然是大包小包往家拎（以前学院开回去的班车上，肖老师的包儿是最多的），只是显得步履蹒跚了……肖老师，保重！
    前排左六是冯晋同志。他不是老师，是当时学院的最高领导。我被学院“录取”后，报到时，被告知：可以去财务处领半个月工资，十分高兴！还有就是下午冯书记要“召见”我。记得那是一个大大的办公室，好象是间教室（早就拆了），人和家具显得很渺小，屋子里空空荡荡的。我小心地敲门进去后，冯书记正要抽烟，香山，他永远抽这个牌子，直到戒烟为止。谈了点什么早就忘光了，但我觉得他有点神秘，可能做过什么特殊工作。果然多年之后，我了解到，他曾经是上海地下党！他好像永远是足不出户——除了去食堂吃饭——吃饭永远是米饭，因为他是上海人。我当年和他住一条胡同，我是没窗户的南房一间，九点二平米，他住妇联宿舍楼；为生存空间，我去打扰过他一次，若干年后，他为生存空间也找过我一次，好像都圆满。有两年，我成了他的“信使”，车去接我，他到的比我早，手里拿着一封信，交给我，让我转交给……这两年在友谊体验都能见到，他还是书记的做派和严谨，以致我看见他的目光就自动打消了一些邪念（比如说在他哪儿加塞儿查B超之类，人太多了）……冯书记，保重！
        前排右五是王乔同志。一个老革命，据说也颇坎坷。他好像是“三八”干部（东渡黄河时），当时是副校长。党校时，他讲过不少课，我后来看过讲稿，挺棒的。他是以校为家，每周回家一次。那辆嘎斯69现在有资格进老爷车博物馆了（早就报废了）——那辆车一动，就知道他回家了。当时冯晋同志也坐班车。除了嘎斯69，还有一辆老上海，极浅的浅天蓝（？）色，好像也不怎么开，门锁是坏的，上边装了一付黑的扣垫！挂了一把锁，算把车门锁上了。当时工作量不大，王乔同志有时哼着“迷糊调”（他是山西人）背着手在院里转，偶尔和王胜秋下下象棋。1984年底学院党委决定办院刊，王乔同志是总把关，最后稿子都汇集到他那儿。发排之前，我去他办公室，取稿子，他从窗台边上搬过稿子给我，还说了一句抱歉的话——下雨没关窗子，稿子淋湿了一些，对不起。我认真地翻看了所有的稿子，上边有他多处精心的修改。他离休后，就无缘谋面了，偶尔能听到一些他的消息。他病逝前，我因工作忙，也没专门去看他。病逝的消息传来，绵厘同志与我商议，其他的院领导都与他不熟（不认识），让我陪他去看望家属。那是北影里的一栋旧简易楼，十分简陋，我没想到这位“三八”干部居然住在这里……
    前排右四是冯湘一老师。她比我晚一点儿到学院工作，还是我们几个年轻老师（当时还年轻，我最大还不到三十三岁）去城里给她搬的家。回来时很热，当时还是走老路（南苑），冯老师还给我们买西瓜吃。冯老师来了之后就担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她的学术造诣是很深的。冯老师当过几天我的领导（我大学时也学的文艺理论），后来我就去了文化管理教研室，冯老师还有些不高兴。冯老师去逝前，在友谊住院，正好学校组织去体检，我和永平（那时我们俩作搭档，我作系主任，他是副主任）去看了她一下。我们俩都是她的老部下，而且也知道她已是晚期了，心情都有些沉重。冯老师却还是谈笑风生！问我们工作情况，学院建设与发展，最近写什么东西了……没过几天，冯老师就走了，但她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那份豪情已经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前排右三是吕因同志。他不是学院的工作人员，也不是老师，他是部教育局成人教育处处长。1983年秋天，我被借调到部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就在吕因同志领导下，在王军英同志直接率领下，为学院开办学历教育（大专）作论证工作。那是十分愉快的三四个月，吕因同志说话十分风趣，又有学问（他是“文革”中部里揪出来的“黑秀才”），而且他也抽烟！使我找到了“同志”！要不，老得跑到对面的卫生间去抽。有段时间，我们弄各种数字弄昏了头，一百以内的加法都会一人算出一个结果。吕因同志就讲些笑话给我们换换脑筋。后来学院组建文化管理系，他也跑前跑后帮了不少忙。记得张路提副院长之前，正好我们去他家议事，他单独问了我一些情况（因为我们毕竟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有了基本的了解和信任），我是有什么说什么，他比较满意——当然，我对张路的印象也是很好的。最近十几年，只在二0三院里碰上一次，那天我还有急事，没多说话，他老人家是准备拉开架子聊了，但我没接招儿，看得出来他有些沮丧。最近几个月，我有一次偶然路过他们家，他儿子告我：在住院，但无大碍。愿他老人家早日康复，有机会咱们再好好侃一把！
    前排右二是杨素琴老师。和她接触不多，她是索世晖老师的夫人，在资料室工作。我到院里工作时，她已经退休了，有一次老干部活动，见到了她，到现在也有十年了。
    前排右一是齐迎平老师。她是教历史的，传家兄的夫人，“文革”前北大历史系的高材生。和齐老师接触不多，传家兄调走后，齐老师也去了首都博物馆。传家兄搬到黄亭子之后，我曾去造访一次（当时我住的地方和他们家仅一箭之遥）。后来我主管教学时，曾请传家兄来讲过课，和他们也有十来年无缘谋面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