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熟的金竹——一个凡人的童年往事连载五
| 继大中印刷局之后，先后去了国光印刷局、四川大学印刷厂和霞光印刷厂。在奶奶“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教导下，我结识了很多同行朋友。奶奶说：交朋友要讲诚恳、厚道。妈妈说：你交朋友要花费，拿一半工资回家就够用了。我留下了四分之一的工资，其余四分之三交妈妈。我交的都是同行的朋友，多数是老工人。活动的场所主要是茶馆，偶尔也打一次“常伙”去饭馆吃一顿。在一起聊天的内容，一是交流、通报印刷业各厂的情况；二是社会问题，如解放战争战况，“厚黑学”，“诡辩论”，通货膨胀，金元券贬值，奸商囤积居奇，穷苦人卖儿卖女，江湖骗术等。很多茶馆是贴有“休谈国家大事”的标语，特务机关的鹰犬也常在茶馆里出没，我们谈起来仍然津津乐道，旁若无人。抽香烟就是这个时候学的。我也有几个青年朋友，在一起看电影、唱歌、去茶室，吹口琴就是这时跟一个姓邹的朋友学的。 1948年12月，在四川大学印刷厂工作时，结识了铸字技师马仲群，他的神秘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印刷支部的负责人。他给我看了一些进步书籍，讲解了一些革命道理。黑暗腐败的蒋介石政权，是阻碍社会进步的罪魁祸首，只有推翻反动的蒋家王朝，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中国，才是工人阶段翻身解放唯一的出路。我和他是单线联系，在他的组织下，我参加了印刷业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斗争胜利，工资翻了一番。反对王陵镇压学生的斗争和成功解放前夕的护厂斗争。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深受鼓舞，盼望成都早日解放。1949年12月成都和平解放，我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邀约了一些印刷工人，去北门外驷马桥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这时，我正好是十八周岁。 解放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了主人，我在马仲群的带领下，精神焕发，热情高涨，参加了川西区党委成都市工会工作团的工作。1950年3月，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成都分校成立，我被选送去四部（工干班）第一期学习。学习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等课程。结业后，筹组印刷工会，创办了成都市第一所工人业余学校——印刷工人业余学校任校长。成都市第一个由各界代表组成的居民委员会——总府街居民委员会成立，我作为工人界代表参加任文教委员。成都市军管会主任周仕第将军亲临并和委员们合影。1951年5月成都市印刷（新闻出版）产业工会成立，我被选副主席（主持工作），同年任成都市人民代表。成都市第一个行业劳资协商会——印刷业劳资协商会成立，我担任劳资协商会劳方代表召集人。同时脱离生产，任专职工会干部。妈妈也走出家门，担任了当地居委会治保主任。奶奶已年过古稀，仍然精神充沛，她说：没有想到，老都老了，还能过上幸福生活！ 1952年8月，成都市总工会，选送我去天津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深造。从此告别了生我育我的奶奶和妈妈，告别了我的家乡成都。临行时，奶奶深情地说：你长大了。像鸟儿一样，翅膀硬了，可以飞了。记住：不管你飞到哪里，都不要忘记我们这个家。妈妈为我准备行装，特意把我幼儿时的玩具——金竹做的波（儿）波（儿）枪给我装在箱子里。她说，不管你多大只要看到它，你就会想到童年，就会想到哺育你的奶奶和妈妈。 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是培养工会高中级干部的最高学府，校长是李立三。在全总干部学校学习二年毕业，由于成绩优秀，学校留我在校当教员。我决定接奶奶和妈妈去北京跟我一起生活。奶奶说年纪大了，不愿离开故土，由姐姐照顾她。她年过八旬，看到了四世同堂之后，无疾而终。妈妈来北京同我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也是年过八旬，无疾而终。今年正值妈妈百岁寿诞，奶奶一百二十五岁寿诞，谨将《早熟的金竹》献给生养培育我早熟的奶奶和妈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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