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所有思想都产生于某种痛苦，那么也可以说从“乡愁”中产生的思想，是所有痛苦的思想中至为中肯的思想。至少，“乡愁”表达了思想的某个出处。
　　思想与乡愁
　　　　
　　□崔卫平
　　
　　1　阻止一个叫伦道夫·邱吉尔的不知深浅的家伙闯到阿赫玛托娃的屋子
　　
　　1945年深秋的某天下午，身为英国驻苏联使馆官员的以塞亚·伯林，在列宁格勒造访了出身于沙俄年代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当他在阿赫玛托娃的客厅落座不久，便听到外面院子里有人大喊：“以塞亚！以塞亚！”开始他不能相信会有人在这里喊他，但是到窗前一看，原来是温斯顿·邱吉尔的儿子伦道夫·邱吉尔，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大学生。他当时作为记者在莫斯科工作，临时来到列宁格勒。他遇到的麻烦是想向旅店侍者说清楚需要将刚买来的鱼子酱放在一些冰上，但是他不会俄文。当他听说在牛津的老同学伯林也在这座城市，经过他人的指点，便潜进了阿赫玛托娃深居其中的这所18世纪建造的老屋，因为不知道伯林在哪个房间，便在院子中央大喊大叫起来。
　　对于他的突然出现，伯林深为震惊。这本来应该是一次秘密的访问，伯林不能肯定自己的身后是否有尾巴，但是他能够肯定伦道夫这位英国首相的儿子，肯定有秘密警察跟着他。在稍微镇定了一下之后，伯林头脑中出现的第一个念头是，一定要阻止这个不知深浅的家伙闯到阿赫玛托娃的屋子里来。他匆匆跑了出去，跟着他的还有陪同前来的苏联文学批评家奥尔洛夫。当伯林将伦道夫·邱吉尔介绍给同行者时，奥尔洛夫一时怔住了，他的表情由“不知所措变得恐惧”，继而飞快地逃跑了，从此以后伯林就没有再见到这位批评家。
　　气恼万分的伯林跟着伦道夫来到了他的旅馆，安顿好对方的鱼子酱之后，小心翼翼地给阿赫玛托娃打了一个电话，表示十分抱歉并希望能够再见到她。与她那位批评家同胞完全不一样，阿赫玛托娃将一切可能的可怕后果置之度外，她的回答直截了当：“晚上9点我在家等你。”
　　此后这场心醉神迷的谈话，是这位“鱼子酱先生”在他舒适的旅馆里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新买来的鱼子酱需要冰块，但是，比起两个急于交流的心灵来说，它是多么微不足道，完全像是一个恶作剧。由此引来的一个谣言是，一个外国代表团正在劝说阿赫玛托娃离开俄国，正在派出一架飞机将阿赫玛托娃带去英国，因为温斯顿·邱吉尔本人是这位诗人的终身崇拜者。当然，不谙此道的小邱吉尔不应为这样的传闻负责。但是当他行走在列宁格勒涅夫斯基大街上，当他倘徉在枫丹卡运河堤岸时，他不会产生伯林那样百感交集的心情。当伯林从“作家书店”的“内部售货架”前偶然得知阿赫玛托娃还活在人间，并且自己还可以前往探望时，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像阿赫玛托娃这样的大革命前的诗人，就像是神话传说中的非现实人物。对于伦道夫来说，如果他那天闯进屋里来，见到的仅仅是一老妇人而已。
　　阿赫玛托娃，这位1912年便以诗集《黄昏》一跃登上俄罗斯文坛的抒情诗人，被她的同胞誉为“20世纪的萨福”。1917年的革命来到时，她看待世界和艺术的眼光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她不可能随着形势的改变降低自己做人和写作的标准，也因此，不仅在艺术上也在道德上，她始终保持了自己原有的品性和水准。在俄罗斯文化和精神遭受劫难的同时，她本人也经受了几乎难以想象的磨难：1921年，她的第一任丈夫、杰出诗人古米廖夫遭枪决；大清洗的1935年，她的儿子与当时的丈夫、小说家普宁同一天被捕，儿子曾经被判死刑，后改为流放。除了家破人亡，志同道合的诗人朋友们在周围相继消失，也给阿赫玛托娃的心灵带来无比创痛，其中包括她始终对其满怀感情的诗人曼杰斯塔姆，阿赫玛托娃曾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抓走，1938年这位公认的诗歌天才死于远东集中营之间的辗转途中。但是，悲痛并没有能够压垮这位女诗人的坚强意志，对于命运她始终采取一种高高在上的、略带嘲讽的态度。伯林这样描述他第一眼见到的阿赫玛托娃：“有着阔大的尊严，从容不迫的气度，高贵的头，庄严的举止，和含着巨大悲哀的眼神。”伯林禁不住弯腰行了一个礼，因为他感觉只有这样才符合她“悲剧女王”的身份。
　　
　　2　与伯林秘谈12小时，女神形象隐退，代之而起的是嘲讽和恶毒心情的日常女性
　　
　　这场秘谈进行了大约12个小时，次日伯林步行回到自己的旅馆时，差不多中午11点了。对于参加谈话的两个人来说，这都是一场人生中千载难逢的珍贵机遇，阿赫玛托娃向这位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客人，仔细询问那些流亡的老朋友，仿佛这些人伯林全都认识。幸好，他知道他们当中的一些。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阿赫玛托娃去过巴黎。后来漫长的岁月中，她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也许正因此，她保留了一个逝去时代的全部记忆和完整风范。她从普希金、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一直谈到自己三次不幸的婚姻，谈到她目前的孤独以及帕斯捷尔纳克，渐渐地，女神的形象隐退，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对人对事抱有某些嘲讽和恶毒心情的活生生的女性。大约凌晨3点，已经释放归来的阿赫玛托娃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出现过一次，递给伯林一个盛着熟土豆的盘子，这就是这对母子仅有的招待客人的夜餐了，阿赫玛托娃感到非常不安，但是谈兴并未因此而有半点减退。她向年轻的外交官念诵了自己不能发表的诗作。“一切诗和艺术”——她引用曼杰斯塔姆的话来说——都是“乡愁的一种形式”。
　　为了这次会面，阿赫玛托娃事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的住所被安装了窃听器，作品再次被禁，儿子再次被捕，首席意识形态检察官日丹诺夫在公开的报纸上辱骂她“半是修女、半是妓女”，但是她从未后悔过。她写下了五首诗追忆这次会面，其中写道：“我早就不喜欢／让人怜悯，／而带着你的一点怜悯之心／走着，犹如体内带着一片阳光。／这就是为何周围闪着霞光。这就是为何我每走一步／都创造一个奇迹。”(译诗选自《阿赫玛托娃传》，阿曼达·海特著，蒋勇敏、朱霄丽、袁晓芳译，东方出版中心。)
　　
　　3　帕斯捷尔纳克把《日瓦格医生》手稿交给伯林，争取在西方出版
　　
　　比起女诗人的勇敢无畏来，同样作为白银时代的象征和代表人物———诗人、小说家帕斯捷尔纳克一开始则显得小心翼翼得多。稍前，伯林第一次在莫斯科郊外作家别墅里访问他时，他显得疑虑重重，有些心神不定，谈话经常被不期然的沉默所打断。如果说，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伯林意外出现，令阿赫玛托娃想起那个逝去的俄罗斯年代，那么对于帕斯捷尔纳克来说，更多地令他回忆起隔断已久的西方世界，于是话题更多地集中在帕氏本人对于西方作家的兴趣以及交往上面。自1928年起，俄国的时钟便仿佛停止了。苏联出版的百科全书中，提及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也就到这一年。这时帕斯捷尔纳克的一个年长的女邻居插话，说自己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就像被灰烬活埋的庞贝城的人们”，既不知道外界的情况，自己也不被人所知。听到这句话，帕斯捷尔纳克感到有些为难，他立即把话题岔到法国作家普鲁斯特那里去。他一直在读普鲁斯特的作品，是一位法国共产党员朋友送给他的。但是对于当时如日中天的萨特、加谬，他一无所知，甚至连海明威都不知道。他谈到自己正在写的某些东西，认为它们很不一样，但是却没有说出那是什么。而伯林也没有往深里打听。他知道自己该问什么和不该问什么。他深知在这里除了表面看到的东西，还有另一层看不到的生活；除了表面上打交道的规则，还有另外一套看不见的语法。他能够真切地触摸到这种潜在的语法，小心不要逾过他的同胞必须遵循的某些界限。他只是静静地倾听这位伟大的心灵如何感受和表述他自己的世界和周围世界，静静地观察这位气质非凡的人物的言谈举止。对于仍然生活在这里的同胞，他有一种知冷知热、荣辱同当的心情。
　　伯林以一种双重眼光来观察和描绘这位日后取得巨大声誉及争议的作家：一方面，这个人具有不同寻常的精神专注力，说话才思汹涌，词藻华丽，声调缓慢而庄严；但另一方面他又具有一种“野性”的力量，仿佛是从地心里冒出来的，语词跳跃，意象鲜明并令人激动，强大而不可阻挡。伯林感慨道———有些人只有当他们写作的时候才是个诗人或者散文家，而帕斯捷尔纳克在他生活的一切时刻都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即使在普通的谈话中也显示了如同他在写作中所做的那样。他认为自己几乎无法描绘这种素质。在他的经验中，只有一个人可以与这种风格相媲美，那就是弗吉尼亚·伍尔芙，那是一种巨大的才华。如何称呼这种才华甚至是一种困难，那是一种从看不见的深渊中涌现出来的力量。伯林借用舞蹈家尼任斯基(Nijinsky)的说法———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能够在空中呆那么长时间”，他反问道：“为什么你要马上落到地面？为什么不在你回到地面时在空中多呆一会儿？”对于这种强大的力量，这种超越了一般世俗规范之后所释放的能量，伯林的欣赏中始终带着一种迷惑。他深知那溢出了他本人的界限，正是他本人所缺少的。
　　这次伯林来到苏联本来是要写一份关于苏联外交政策的备忘录，但是在见了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之后，却把这项计划改为“关于1945年最后几个月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文艺状况的笔记”，其中将阿氏和帕氏看作这个国家仅存的完美代表，后来又称自己深受二位影响。最初见面的10年之后即1956年，帕斯捷尔纳克将自己多年的心血——《日瓦格医生》的手稿交给了伯林，并且交代说不惜一切争取在西方出版，这是在他于国内出版多次碰壁之后。1958年这部小说为帕斯捷尔纳克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出于压力，帕氏不得不发表公开声明拒绝了这个奖项。
　　1965年阿赫玛托娃来到英国，在参观了伯林的居所和会面伯林夫人之后，丢下挖苦话，称伯林像“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鸟儿”，这个说法与伯林本人“我总是生活在表层”有异曲同工之处，但不难听出其中都带有“弦外之音”——也就是说，他们分享着关于“金丝鸟”或“表面生活”之外的某个生活领域，那个领域有着与之相反的面貌和风格。这便是著名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传统，一种面对风暴渴望风暴、处于风暴之中激荡奔腾的传统。在伯林一系列关于俄罗斯思想家的文章中，写得最漂亮的是关于别林斯基，接受风暴又唤起风暴的别林斯基是作为一面镜子，呈现在这位远离故土的“游子”面前，伯林从中读到的是自己完全不熟悉的东西，阅读这些东西，朝那个难以用言语来表达深渊般的粗犷并粗暴的现实瞥上一眼，他也打开了自己人性的疆界：
　　你须得沉入生活流变的底层，检看大洋底下海床的结构，查验风来风去与潮起潮落的情形，并且不是为检验而检验(没有谁会不关心自己的命运)，而是为了掌握自然力量，以便控驭你的船只，以便冒着无尽的苦难而发挥英雄气概，或者冲着无限重大的横阻困厄，航向目标———真理与社会正义；事实上，你也知道(因为此事无可怀疑)这是惟一值得寻觅的目标。而说谎者终必自毁于谎言。惟真理美好，而且真理永远美好，永远不可能丑陋、毁人、苍白或琐屑。真理亦不在外表上，真理在“底下”(见伯林《俄罗斯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
　　伯林所描绘的别林斯基的这种气质，显然与他本人相去甚远，它们既是他要回避的，也是他难以企及的。在向拉明·贾汉贝格鲁谈及赫尔德的社会观，谈及赫尔德关于人归属于一定的社会、文化、习俗传统时，他举例说可能葡萄牙人与德国人关于法的概念或历史概念与德国人相似，但是基本上分属不同的生活方式。但不管这两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多么相似，葡萄牙人在德国总找不到家的感觉。突然他话题一转，冒出一句：“乡愁是所有痛苦中‘最高尚的一种痛苦’。”(《伯林谈话录》杨祯钦译，译林出版社)。如果说，所有思想都产生于某种痛苦(断裂)，那么，也可以说从“乡愁”产生的思想，是所有痛苦的思想中至为中肯的思想。至少，“乡愁”表达了思想的某个出处。称之为“思想”的这种东西，不应该成为在手心中玩弄的“魔方”，为了凑齐某种“花色”而翻来翻去，它们得有些源泉、有所借助、有所关联才是。
　　(小标题系编者所加)(P1190621)
　　

　　阿赫玛托娃(1889-1966)，俄国女诗人，生于乌克兰敖德萨。她在基辅学习，之后到圣彼得堡。1910年与古米廖夫结婚，与他一起开始了新古典主义阿克梅派运动。她的早期抒情诗集包括《黄昏》(1912)和《念珠》(1914)，在这之后，她发展了一种印象主义的技巧。在《公元》(1922\)出版以后，官方剥夺了她的发表权，直到1940年，才又出版了《柳》。她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安魂曲》，写于上世纪30年代末期，是一首表现斯大林时期整肃运动的诗歌。1946年她的作品又被查禁，1950年代她又被“恢复名誉”，她死后受到了官方的追悼。

　　
　　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抒情诗人、小说家和翻译家，生于莫斯科。早先学习法律和音乐创作，后转而学习哲学。他创作了自传体诗和政治诗，以及一些优秀的短篇小说，其中有些收入《柳维尔斯的童年》(1924)。因在斯大林时代无法出版自己的诗集，于是为官方做翻译工作，将莎士比亚、魏尔兰和歌德的作品译成俄语。他的第一部小说《日瓦戈医生》引起了政治上的轰动，被禁止在苏联发行。但该书1957年在意大利出版后成为国际畅销书。他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并被迫采取空前的办法，拒绝接受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