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14日，北京东城区一所中学（二十二中）的大操场上，二百名特困照顾的学生整装待发，去怀柔县北房公社插队。我是其中的一员。
    12月13号，北京下了一场大雪。踩着雪，我去派出
所迁了户口。所谓“特困”，即特殊困难。当时，我父亲已经被“五七干校”“录取”，成为一名光荣的五七战士；我哥哥于8月份去内蒙牧区插队（他好像是志愿的），继续完成他革命生涯中的必要环节——与工农相结合（1967年春天在哥哥的影响下，我就去昌平东小口公社与贫下中农“结合”过了）；弟弟那时才十四岁，而妈妈卧床不起已经有一年半了（1967年在协和医院做手术，因忙于去夺权，脚致残——打石膏时没有固定在功能位），而且每个月要去医院复查；我们家住在六层（顶层），我妈去看病，上下楼都得我背着；哥哥没走时还好一些；弟弟还小，力气没那么大，而且妈妈个子较高。所以，在李先生（李葆芬老师，后来管我们没离校的学生，不是过去的班主任）的大力“协调”（当时我还不愿意去呢，是李先生一通儿启发我的良知，才使我略有回心转意）下，我才成行。多年后，我有时想想，要没有当时李先生的苦口婆心，我执意与同学们去了山西陕西，后来的一切，就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创建中国文化管理学，也就没我什么事儿了；当然，冥冥之中可能是有定数的，上帝早就安排好了，先北后南——北边“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我现在手上还有茧子；南边开疆拓土、建功立业，九九八十一难后终得正果——2000年秋天中国文化管理学（文化管理研究）终于成为国家二级学科（参见本站首页“文化学术”栏固顶文章）。
    三辆捷克产的大轿车“斯各达”轧着雪一路向北驶去。我从来没去过怀柔。到公社之后，在一片锣鼓声中，我们下车了。看着那么多陌生的人，而今后就要在这儿“扎根儿”了，我不禁有些后悔：还不如和同班同学去山西陕西了；但转念一想，正如李先生所言：你要走远了，谁管你妈看病呀？同来的伙伴们被喊过名字后一拨一拨儿被领走（与“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某些场景相似），天也渐渐暗下来了……最后，竟然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人（校友，但当时还不认识，后来成了好朋友好哥儿们——玉子，张启玉），“榜”上无名！我们俩不约而同作出反应：拎起铺盖卷儿打道回府！又几乎同时长叹一声：户口都销了！认命吧……正好北房大队来马车拉行李，那个念名单的人就让我们俩儿把行李也放在那辆车上，就算分到北房大队了。我问车把式有多远，他说已经到了！公社与大队就隔了一条马路。
    到了大队，又分配一次，我和李效（五哥）被分在第八小队，后来得知是比较穷的一个队。很晚了，我们才被领去吃“派饭”。这顿晚餐我印象很深：一大缸瓦盆粥，一盘切的很粗的条儿的咸菜，昏暗的灯光，第一次盘腿儿坐在炕上，面前是一张看不出颜色的小炕桌……
    我的农民生涯开始了。

2006年12月13日于“一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