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文人都和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文革”中期，从京城下放到咸宁的众多文化人也不例外。经过向阳湖“五七”干校几年的艰难岁月，不少作家、艺术家、出版家和文博专家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楠竹情结”。他们有的人从竹林竹海的风韵中捕捉灵感，写下脍炙人口的诗作；有的人业余时间终日痴迷竹刻，制作出大量精美的工艺品；有的人常年以扁担为友，唱出了发自肺腑的赞美之歌；更多的人从楠竹和春笋奋发向上的品格中得到启迪，获得了战胜逆境的力量！“水波竹影向阳湖，不是故乡似故乡”。笔者在研究向阳湖文化的过程中，曾采访过一批文化名人或已故老“五七”战士的夫人，亲聆了不少弥足珍贵的回忆，现撷取几则访谈片段，以为竹乡文林锦上添花……。
郭小川写《楠竹歌》
在鄂南大地流传的向阳湖传说中，有关著名诗人郭小川的故事很多。尽管当时处在许多作家、诗人被迫“封笔”的年代，他在咸宁干校的创作却并未中止，且堪称“五七”战士中最为丰富的。从1970年春至1972年秋，他所写的长诗短句竟达30多首，如《长江上》、《赠友人》、《长江边上五七路》、《万里长江横渡》和《五言诗二首》，等等，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其中，“江南林区三唱”之一——《楠竹歌》在咸宁更是广为人知。
那是1996年10月中旬，在郭小川逝世20周年之际，我进京采访了他的夫人、年逾古稀的杜惠老人。因为我来自竹乡咸宁，交谈中，杜妈妈告诉我，郭小川于1970年1月下放向阳湖，当年便创作了《楠竹歌》等诗作，初稿写在自己题名为“练笔集”的笔记本里，生前从未发表。1975年1月，他曾向“中央专案组”写过一份《交代几篇作品的写作情况》，其中谈到《楠竹歌》的创作动因和经过：这首诗是他于1970年晚秋写的，当时他因为协助咸宁县革委会整理一位老贫农的典型材料，有机会去花纹公社（注：今隶属咸宁市咸安区汀泗桥镇）星星竹海参观了一天，满眼青山绿竹，使他感到无比兴奋。这期间他收到了大女儿岭梅的信，其中流露出对在内蒙农村插队不大安心，她的妹妹晓惠也是如此。为了教育小姐妹俩，郭小川便写了《楠竹歌》，他用的是象征手法，如诗中写道：“青松如同老兵，楠竹如同少女”，一看就知道是写给爱女的。在诗中，郭小川希望她向楠竹那样“埋头苦干，情愿在深山久居”，安心在农村扎根，“不务虚名，但求实际”；希望她不要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一身光洁，不教尘土染青枝；一派清香，不许歪风留邪气”；父亲要求女儿作一个普遍劳动者：“做根扁担，能挑千万里；做副箩筐，能盛百斤米”。——谈到这里，白发苍苍的杜妈妈还深情地说，有一次，她正在河南邢台《光明日报》“五七”干校劳动，收到郭小川寄来手抄的《楠竹歌》，称这首托物咏志的诗既是献给子女也是献给她的。诗的结尾表达了“愿将生命化竹枝”的豪情壮志，鼓励妻子在最困难的时候像楠竹一样坚强，给她以莫大的宽慰。
杜妈妈的一席话，令我沉思良久。时至今日，我终于明白：郭小川于1974年12月被遣送到天津静海的团泊洼干校，在那里写下了《团泊洼的秋天》，其中“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等警句，可以说是借助从咸宁带去的竹笛吹奏出来的空谷足音。它也是楠竹精神的再次生动体现，标志着“五七”战士人生境界的更高升华。
王世襄与《扁担铭》
著名文博专家王世襄先生曾手书一幅《扁担铭》，赠我留念。其铭曰：“与尔伍，三寒署，向阳湖，学稼圃。/ 不作简，不为屏，肩头日日随吾行。/ 破粉节，留青筠，两端颤颤如有神。/ 海可填，山可夷，此君劲节不可移。/ 莫低莫昂，莫抑莫扬，平允正直，无往不臧。”又题边款云：“前人铭物，不外砚石、笔筒、臂阁等文房用具。自来咸宁，日与为伴者，唯有扁担。积习难除，戏铭如右。”
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这五段虽不足百字却意韵深长的铭文，又是一首难得的“扁担颂”。只有历经“五七”干校磨练的过来人，才会生发出如此真挚的情感；只有真正在劳动中与扁担结了缘，才能写出如此朴素的诗句。透过那笔力遒劲的书法，我们从中可以读出文化人在困境中不自暴自弃，不浪费生命的情操，以及做人公正平直，不左右摇摆的气节。有例为证，1969年秋，王世襄与国家文物局的同事一道下放咸宁干校后，牧牛、养猪、放鸭、种菜，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好在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小受过西洋文化和传统国学教育，他天性开朗，珍惜生命过程的每一种感受，从不失传统中国文人乐观旷达的浪漫情怀。在向阳湖菜畦边，他即兴赋诗，以明心志：“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流露出自己坚定的信念和远大的志向；从干校返京后，他甩开膀子大干事业，出版了《明式家具研究》、《中国古代音乐书目》、《蟋蟀谱集成》、《锦灰堆》等十多部专著，还曾担任第六、七届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1996年初夏，82岁的王老在京城芳嘉园胡同家中向我追忆往事时，那种豁达开朗的表情，全然不像是讲述干校的苦难史。我以为，他之所以后来于家具、漆器、竹刻、鸽哨、葫芦、蛐蛐以及烹调美味等方面无一不精，卓然成为“京城第一玩家”，也得益于处在人生低谷期依然保持着“劲节不可移”的生活态度。临别时，王老送给我的礼物除了一幅墨宝外，还有一本他编著的《竹刻》（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6月版），此书由著名出版家王子野作序，著名装帧艺术家曹辛之担任责任编辑，二位名流曾是下放到向阳湖的“五七”战士，都在咸宁从事过竹刻艺术实践。它图文并茂，是研究“竹文化”不可多得的专著，我将作为永久的收藏。
王以铸的“花纹印象”
“久慕丘壑美，驱车入花纹。轻风袅细雨，到处拂烟云。尘喧都不起，高枝鸟语新。远山递隐现，田亩绿如茵。随路任起伏，杂花纷迎人。巨岩忽夹道，竟与泉水亲。峥嵘兼苍翠，举袂触荆榛。地籁时一动，竹叶散清芬。我本京都子，无由问仙津。半世牵名利，今始识本真。”——这首恬静的鄂南田园诗题为《记赴花纹途中》，它让人很自然地联想起东晋五柳先生的《桃花源记》。作者王以铸何许人也？他系人民出版社编审，是我国著名藏书家、翻译家，译著有《希罗多德：历史》、《古代东方史》、《歌德席勒叙事谣曲选》、《古代希腊文学史》和《徒然草》等几十种外国文史名著。他于“文革”期间下放向阳湖，在心情压抑的境况中写了不少旧体诗，作为精神寄托。从干校调回北京几年后，有次骑车摔伤了胳膊，休息了三个月，得空将在咸宁写的杂诗整理出了16首，在友人中传抄。不久还得到几位文坛泰斗、学界宗师的激赏，并于诗卷后题了诗，如“不欲作诗人，作诗乃有真……”（叶圣陶），如“妙句沁心脾，深情源肺腑……”（启功）。
1997年6月的一天，我慕名前往王家拜访了这位高逸之士。他回忆干校生活后，提笔留言：“永恒的纪念，难忘的咸宁”。分手时，老人送给我一本九位诗人的旧体诗合集《倾盖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版），其中收入了《咸宁杂诗16首》。返程后，我不禁朗诵了一遍，真乃满口余香，篇篇耐读，但我最为钟爱的还是这首“花纹印象”。全诗不必逐一赏析了，仅一句“地籁时一动，竹叶散清芬”就足够我们玩味——如果不是置身“楠竹之乡”，岂能嗅到春天的竹子青翠欲滴的气味？如果不是超然物外的文人，岂能写出如此清淡雅致的好诗？总而言之，如果不是乐天知命的“京都子”，岂能生出“半世牵名利，今始识本真”的大彻大悟？
由王以铸先生的诗，我还联想到大诗人郭小川在咸宁留下的《花纹歌》，诗中有云：“谁知刚见花纹公社面，诗情画意就动了心怀……”它和王诗虽一为新诗一为五古，但意境相同，可谓“异曲同工”，我们不妨视为向阳湖文化人歌颂“竹乡”的姊妹篇吧！
王子野刻竹筒
1994年2月16日，时任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的王子野因病去世。他留给老伴陈今和子女的遗产，除了《思想起源论》和《槐下居丛稿》等译、著及大量藏书外，还有从向阳湖带回的几十个竹筒。
三年以后，我上门采访陈今老人时，她回忆道，1969年9月，他们夫妇随人民出版社全体人员下放咸宁干校，当时王子野是属社里的“头号走资派”，尚未解放，被视作重点监管对象，分配在十三连二排劳动改造。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劳动之余总在寻找精神寄托。咸宁的竹子多，刻竹筒便成了他的一大嗜好。尽管以前从未刻过竹筒，并不谙于此道，但他办事最讲认真，马上悉心学起来。先是寻找制作竹器的边角余料，用砂纸磨光，然后用开水蒸煮，再涂上颜色。为防竹筒发裂，有的还要抹上香油。在“不务正业”的日子里，王子野对竹刻入了迷，一发而不可收，竟然刻了好几百个，在向阳湖“一举成名”，前来索要者络绎不绝，他是有求必应。出于留作日后纪念的考虑，他才在部分竹筒上刻上“赠陈今”的字样，以防大家“掠夺”，否则能保存下来的恐怕不多。从干校回京后，连胡愈之先生见了竹筒也不禁大加赞赏，不客气地“笑纳”一二，以为珍藏。更值得一提的是，叶剑英元帅八十寿辰时，有人写了首五言律诗祝贺：“新功垂宇宙，远望好文章……”特地请齐燕铭书写，王子野用篆体镌刻于竹制的笔筒，作为珍贵的寿礼献给叶帅。
我感叹道，此乃雅事一桩，足见王子野先生竹刻的非凡功力。他在向阳湖自学的手艺派上了大用场，将来必定具有文物价值。陈老见我对王子野的竹刻十分感兴趣，便主动打开壁柜，从中找出十多个竹刻笔筒，整齐摆在桌子上。我逐一仔细观摩，大饱眼福。竹刻大多刻的是“文革”时兴引用的毛主席诗词，如《沁园春·雪》，如“踏遍青山人未老”；还有鲁迅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以及临摹右军笔意的“兰亭序”，等等。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有二：一是刻有毛泽东手迹“团结奋斗”的圆形笔筒，四个龙飞凤舞的大字涂上红色，旁边还有一段注释：“一九三八年主席勉励我题辞，珍藏身伴三十四年，未尝或离，每读手迹，延安生活复现眼前，今摹刻以铭记不忘革命传统。一九七二年王子野于向阳湖畔”。二是罕见的刻有一幅画作的笔筒，题为“向阳湖赞”。它高约15厘米，直径约为12厘米，展现的画面是咸宁干校全景，上面既有丘陵、稻田，又有平房、大树；还有“五七”战士路旁上工，牧童桥边放牛，渔民湖上荡舟；天上有飞鸟，水面有荷花……边款写有两行字：“改天换地凭双手，万亩荒湖飘稻香”。
时隔三十余年，我们观赏这些精雕细镂的工艺品，方知在知识分子受歧视的咸宁干校，竟然也曾盛开过“竹文化”之花，老“五七”战士苦中作乐，“穷则独善其身”，让人不得不萌生出一股崇敬之情啊！
曹辛之“抱竹轩”的由来
曹辛之既是我国书籍装帧艺术的一代宗师，又是杰出的篆刻家和著名诗人，他生前曾荣获中国出版界最高荣誉奖——韬奋出版奖。几年前的一个端午节，我走进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一栋宿舍楼，对他的遗孀赵友兰作了一次专访。
年逾七旬的曹夫人十分热情，她首先找出《曹辛之装帧艺术》和《曲公印存》二书相赠，接着详细介绍了丈夫生前创作室“抱竹轩”的由来。1970年5月，曹辛之随人美社的同事下放向阳湖，编在三大队二十五连。干校之初，他和大家一起下地劳动，不久被安排值夜班，这样他白天除睡觉外，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多。由于是个多才多艺多情趣的人，他便寻思干点有益的事。咸宁属于丘陵地带，盛产楠竹，小山包大片大片的竹林中有不少被丢掉的竹根片，作为艺术家，曹辛之突发奇想，将废弃物加以利用，尝试着制作笔筒、臂搁等工艺品。本来他并不谙于此道，但他过去懂石刻艺术，与竹刻有相通之处。于是，他白天拣些废竹料，用碎玻璃片刮青，然后打磨、雕刻、着色，再用硫酸浸泡，掺颜料蒸煮，整天忙得不亦乐乎。曹辛之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勇于探索、尝试，他的竹刻有的仿宋瓷，有的仿青铜，既有中国传统形式，也有洋味实足的，不但古色古香，而且充满书卷气，被干校人争相收藏。他调回北京时，除了带上一批古朴而又具天趣的笔筒、臂搁等竹刻外，身无长物。为了纪念这段“割不断的咸宁情”，他特地给自己的书斋命名“抱竹轩”，取天天陪伴咸宁的竹子而居之意。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后，曹辛之迎来了生命的春天，他制作了多枚闲章，如“不知老之将至”、“齿脱心犹壮”等，表达了重新焕发艺术青春的喜悦。
王安石咏竹诗有云：“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才老更刚”，这也正是曹辛之先生形象和品格的真实写照。曹夫人的回忆，使一个“无傲气有傲骨”、“竹节”一般的高大形象站立在我面前。我补充道，1972年冬，曹辛之将一个刻有草书“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竹刻笔筒送给出版家王仿子，25年后，王老又割爱转赠于我，以表示对挖掘“干校文化”的支持。曹夫人听罢，强调说：“向阳湖的竹子是刻在辛之和我心底永恒的记忆……”，更让我为自己生活在竹乡而感到欣慰了！
张光年论“雨后春笋”
著名诗人、《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下放向阳湖时，尚是“中央专案组”的监管对象，他被编在中国作协所属的干校四大队五连劳动。1995年9月中旬，我专程拜望了耄耋之年的张老。在两个多小时的长谈中，他回忆了生命史上最荒谬的一页——干校生活，还谈及自己在向阳湖一直坚持写日记，并准备整理出版。应我之请，老人爽快地为我正在写作的《向阳湖文化人采风》题写了书名。
张老的行书运笔流畅，清新淡雅，柔中有刚，颇具文人风骨。然后，我们换了一个轻松的话题，由“采风”谈到了鄂南的“竹影摇风”。我问张老对咸宁的楠竹是否留下了印象，已显倦意的他稍稍理了理思绪，马上又打起精神，转身进了书房，找出一本《惜春文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翻至第三辑“愿将春风传万里”，向我介绍其中一篇1986年10月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讨论会”上的谈话，题目是《起死回生、青春焕发的十年》。虽然张老已表示惠赠此书，我还是急切地将他指点的段落浏览了一遍，一段高论立即锁定了我的双眼：“这十年，不但文学创作，而且理论批评，都是新人辈出，犹如雨后春笋。什么叫做‘雨后春笋’？回想当年在‘五七’干校时，宿舍就在一大片竹林旁边。春天一下雨，半夜里便听见竹园哔哔啪啪地响，大量的新生力量正破土而出。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真是让人惊奇！昨天还包着层层紫皮的嫩笋，一下子就冒得相当高了。当然，有些笋原来根底很扎实，竹干便长得又粗又壮，预示它前程远大；有些不那么粗壮，身段比较细弱，但也很漂亮，看上去很文弱，别有风韵，依靠左右同伴的扶持，慢慢也可以成长起来；也有的根底太浅，营养不良，刚抽条就枯萎了。我们的创作、理论批评，我们的精神产品，用这个来比不完全恰当，因为它远远比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雨后春笋要兴旺发达得多，前程更加远大。但我还是很高兴联想到这个。高兴的不仅仅因为是‘春笋’，还因为是‘雨后’，是在春天的和风细雨的条件下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一片片，一丛丛，大面积地拔地参天而起！”
诗人毕竟是诗人。历经“文革”及向阳湖“炼狱”的张老，此时早已从恶梦中醒过来，过去曾遭受身体的摧残、情感的折磨和思想的鞭打，但他“哀而不伤”，转而昂起头来向前看，这种大家风范，在我脑海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转眼八年过去了，张老已经作古，重温他的遗作，我有理由相信，那段关于“雨后春笋”的妙喻，无疑会大大丰富鄂南“向阳湖文化”和“竹文化”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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