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韓學本身體單薄，面皮白淨。手指纖細修長，戴一副深度的近視眼鏡。中山裝，黑布鞋，永遠乾乾淨淨，文質彬彬。 不抽煙，不喝酒，不喜歡周旋應酬。許多人都說他是書呆子。他也確實愛讀書，一編在手，與世無爭，你幾乎感覺不到他的存在。打五七年從蘭州大學畢業，留校任教，教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至今，已經三十多年。不管政治上有怎樣的風雲，他都能安全地度過。娶妻，生子，入黨，從助教、講師、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人生的河流像油一般的平穩。這可不是一個書呆子做得到的。 文革中揪“白專典型”、“反動學術權威”，他也曾挨了一陣子批鬥，油河上蕩起波瀾。書讀不成了，就革命。那時革命隊伍分裂成兩大派，真槍實彈，仗打得緊。他當了一派的“作戰參謀部部長”，運籌帷幄，軍令如山，居然幾仗下來，使這一派反敗為勝，叱咤風雲。人們目瞪口呆之餘，才知道這個手無縛雞之力，影子一般無聲無息，走 路都要貼著牆根的人物，並不是很好欺侮的。 這麼玩兒了一陣之後，回到蘭大校園，依舊無聲無息貼著牆根走路，依舊一編在手與世無爭。遇見以前在鬥爭會上打罵過他的人，文雅地笑笑，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歷史系一位老教授遇見他，翹起大姆指，說，你可真是能文能武，“靜如處女動英豪”呀！他還是文雅地笑笑，搖搖頭，像是碰到一個幽默。 蘭大的政治氣氛，特別的封閉保守。五十年代的校長陳時偉，和他的妻子、化學系系主任左宗杞同被打成右派，死在酒泉夾邊溝勞教農場。六十年代的校長江隆基，文革中被揪鬥，被人用鐵釘釘進腦殼而死。類似的情況，各系都有，文科尤多。日久形成一個極左的傳統。校園裡學術空氣愈來愈稀薄，文革後期，同一個行政機關差不多了。老韓一回家就閉門讀書，幾乎足不出戶。好在他和夫人何鳳仙（師大中文系教授）兩個人文革前買的書，合起來有幾萬本。在那個書店裡空著書架，圖書館被洗劫一空的年代，可以救個急需。 一九七七年，全國“撥亂反正”，各高校的教學和研究又得要上馬。破壞得特別嚴重的蘭大，百廢待興。最是哲學系，師資凋零，課開不出來，許多專業缺如。要重建，等於白手起家。他臨危受命，當了系主任、總支書記。先是到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地跑了一圈。摸索了一下當時的國內外哲學動態，比較了幾個主要高校哲學系的情況。回來想突破以馬哲史、西哲史、中哲史為經，唯心和唯物鬥爭為緯的模型，把“科學哲學”作為重點。 他對反對者說，唯心唯物的觀點，不是馬克思，而是列寧強調的。日丹諾夫以後才寫進哲學教科書。那時可以無視質疑，現在不行了。比如量子力學，你能回避嗎？我們祇有回到馬克思，才能面對新問題。說到新問題，什麼費耶阿本德，什麼波普爾，什麼“證偽”，什麼“試錯”，把老教師們嚇得一楞一楞的。同時爭取撥款，採購圖書，補充設備，培訓師資，開發資訊，拓展交流渠道，指揮若定。一下子就把架子搭起來了。 我同他素不相識，在酒泉接受勞動改造，已經好幾年了。地方既偏僻，信息更閉塞，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他以前讀過我的文章，也聽說過我的遭遇。那年冬天，坐了兩天一夜的火車和汽車，趕到酒泉，又步行二十多里，在幹校的田野上，同胼手躓足滿面風塵的我，談了兩個多小時。凍得面皮青紫嘴唇發抖，連水都沒有喝上一口就走了，在沙路上留下長長一連串足跡。 第二年，一九七八年春天，他在校長辛安亭先生的支持下，把我這個當年的“極右分子”，調進了蘭大哲學系，主持美學專業。 這件事成了新聞，在蘭大引起反彈。社會上也議論紛紛。我的原單位敦煌文物研究所寫信給蘭大，說我極端反動不可使用。甚至蘭州軍區政治部主任李磊，也知會蘭大黨委，改革開放不要走過了頭。所有這些壓力，都集中到他的頭上。他都頂住了，說，出了問題我負責。 二 那時調進蘭大哲學系的“右派”，不祇我一個。還有楊子彬、張書城等好幾個人。這些人的調動，當時叫“歸口”，意即落實政策以後回歸到原來的專業口。那陣子各級政府除了“落辦”以外，還有個“歸辦”。這兩個地方的人都煩他。學校裡的行政幹部們也都煩他。我們這些人進校以後，什麼都得向學校要。大至分配住房，小至借個床板 桌椅書架，都很費周折。他怕我們受欺侮，事無巨細，都要幫我們跑。自稱老蘭大，熟門熟路，實際上他去了也不一定解決問題。有時爭吵得面紅耳赤，結果一無所得。他為此對我們感到抱歉，我們也為此對他感到抱歉。 不全是幹部們刁難，客觀上也有困難。浩劫方過，什麼都缺。後勤工人沒情緒，修補速度跟不上。登記排隊沒個限期，也祇有等待。我接受友誼賓館的條件，給他們畫了幅油畫，雪山風景，5:3公尺，換得在那裡免費吃、住半年，解了燃眉之急。客房裡有套間和浴室，他常來洗個澡，聊一點兒天，住上一晚。 那天他半夜才來。捧上一杯茶，往沙發裡一埋，說，忙得都快異化了，這才復歸自我。問他忙什麼，他說跳加官。最怕周旋應酬的他，這些年周旋應酬最多。最近又被蘭州軍區政委兼司令員蕭華纏上，給他們開辦了一個“軍、師級哲學講座”。充當唯一的主講人，每個星期去炒一次炒了幾十年的冷飯，並成為這個那個將軍家裡的座上客。“唱罷大雅唱衛風”，難受死了。 我安慰他說，你是你，所以才難受。難受不是異化。難受了就不異化了。要是高高興興，受寵若驚，那就麻煩了。他說，不麻煩，那就好了。許多人過得快快樂樂，我羨慕。我說，是，我也羨慕。他說真的嗎？那麼我問你，你寧願做一只快樂的豬，也不願意做一個痛苦的人嗎？我說話都被你一個人說去了，我還能說什麼呢？他大笑。我從沒見他這樣笑過。心想他可能在蕭華家裡喝了一點兒酒。似乎也聞到了一點兒酒氣。 他說最近他給學生開了一門選修課，“早期馬克思”，著重講《經濟學…哲學手稿》，很受歡迎。開頭學生很少，後來越來越多。我對此很感興趣，想什麼時候，也去聽聽。我告訴他，在馬克思的書中，我最喜愛的，正是《經濟學－哲學手稿》。當年去勞教，帶了一批書，都被沒收了，祇有這本小冊子，因為是馬克思的，得以留下 。有空時，沒別的可看，抓來抓去都是它。在那個特殊的環境裡看，感觸特別深。每次重看，都有新收獲。後來到五七幹校，還偷偷摸摸寫了篇《異化現象近觀》，試著用這個概念工具，剖析當代中國。說著就翻箱倒笥，找出來請他給看看。 幾天後他來時，憂思重重的樣子。說，稿子我看了。你火氣太大了，膽子也太大了，真替你擔心。這篇東西，你再不要給別人看了。任何人都不能給看！知道了嗎？（我唯唯）記住了嗎？（我唯唯）。說著把稿子交給我，叫收好，千萬別丟了。說要是丟了，那就吃不完兜著走，沒人救得了你。坐下來，喝了幾口茶，緩和些了，他說，我發現你這個人，有些好走極端，思想偏激，情緒化的東西很多。做學問麼，怎麼能這樣！我無言。他望著我，問怎麼不說話。我叫他說下去。 他說他所理解的“異化”，不光是存在和本質的分離，也是一種意義的失落。關鍵在“意義”。意義等於自我。所謂失落感、無力感等等，實際上也就是個體對於無意義的體驗。問題在於，在這份手稿裡，馬克思提出了一個人生的意義問題，但卻沒來得及回答，留下了一塊空白。那以後，直到《資本論》，馬克思終其一生，都沒來得及填補這一空白。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不但不去填補，反而把學說弄成了一個包羅萬象的東西。這是現在我們的哲學研究上不去，祇能炒冷飯的原因，間接地也是造成許多人信仰危機的原因。 我說你想填補空白，是嗎？他說這是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責任。我說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完整的體系，空白都在馬克思主義之外，你要填補，你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了。我說人生是一場短暫的飄泊，所以意義才和自我同一。所以任何一種用整體來否定個體、用共性來否定個性的學說，包括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儒學，都不談人生的意義，用談論責任、義務、社會關系倫理道德來代替。這絕不是偶然的。要說這是空白，也祇能算是邏輯體系上的結構性空白。或者說空白是體系結構的組成部分。所謂“當其無，有輻之用”，你要填空，等於拆幅，那怎麼能行？ 他微笑，搖頭。說，他所說的意義等於自我，和我所說的意義與自我同一，不是一回事。正因為個體自我是短暫的飄泊，所以它祇有作為族類存在物，才有過去和未來，才有廣延量和能場，才有意義。這是一個大我和小我的關系問題。大我賦予小我以意義。小我也祇有在同大我的聯系之中，才有可能獲得意義。所以說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責任、道德、社會貢獻、發明創造等等，作為個體和整體聯系的渠道，也是個體自我實現的途徑。費希特把與世隔絕的孤立的個人稱之為“非人”，這個觀點，是馬克思能夠接受的。 我說，你這是把形而下的變成形而上的，把第二國際的經濟實證論變成哲學。整體有很多層次，家、國、教派、物種都是。而那個超越時空的整體的整體，則是虛無。所以在終極意義上，祇有個體才是實體。人生的意義，也祇能植根於個體。它是被創造的，不是被賦予的。帶著願望和情感，無須誰來批准。用佛家的話說，它是活在當下。當然，是以超越當下的形式。這個形式，作為創造物，可以是互相認同的坐標，但認同的結果，是形成不同的文明，而不是形成客觀上的終極規範。 他問我美和醜有區別麼，善和惡有區別麼，得失有無進退成敗有區別麼，殺人偷盜強奸詐騙是好事還是壞事…一連串的問題，都不等我回答，接下去就說，什麼規範都不承認，這就叫虛無主義，這就叫極端的個人主義。這兩樣東西是通在一起的。說時語調平靜，但白淨的臉上，泛起了淡淡的紅暈。從而我知道了，這個人雖然思想開放活躍，求知欲很強，對我們這些人很尊重也很愛護；雖然關心潛科學，嚮往自然與人文的互動，也熟知愛因斯坦和哥本哈根學派的爭論，卻仍然是個馬克思主義者。 三 那年年底，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要借調我到北京工作，蘭大黨委不同意。老韓主張放人，我得以成行。他是為我著想，說那邊資料多些，信息流通些，文化環境也好些，去了對發展有利。埋沒了那麼多年，該去闖一闖了。臨走時，他囑咐，那是個漩渦的中心，去了要特別小心。你搞你的美學，不要多管閑事。那篇什麼近觀，再別給人看了。什麼時候不順心了，你就回來吧。說時，一臉的憂思。 我沒聽他的話，到北京後不久，就在社科院內部刊物《未定稿》上，發表了《異化現象近觀》。發表後寄了一份給他，附言道：骨梗在喉，不吐不快，懇請諒解。 他收到後，寄來一篇文章，題為《費爾巴哈的異化觀對青年馬克思的影響》，說是要交換交換意見。我把它推薦給《國內哲學動態》，不久就發表了。讀者反應熱烈，有叫好的，也有批評的。批評者說他太正統，“比盧卡契還左”。他來信表示，對於“正統等於左”的公式，很不以為然。 接下來，《未定稿》主編林偉被撤職。原因之一，就是發表了我的《近觀》。他聽到消息，來信說，現在不比以前，整肅限在黨內，你不是黨員，不要緊張。要是有什麼麻煩，你就回來吧。我已處境不妙，面對不可知的命運，想到遠方還有那麼一頂小小的保護傘張在那裡，心裡也踏實一點。 八二年我被趕出北京，又回到蘭大時，他已因發表異化文章，拒絕檢討，被解除了哲學系系主任和總支書記的職務。心臟病發，在蘭州醫學院住院。我走進病房時，他正斜倚著枕頭，望著窗外寸草不生堆滿雜物的小院子發呆。蒼白清 的臉更加蒼白清 ，透薄修長的手更加透薄修長，藍色的血派清晰可辨。床頭櫃上，放著藥瓶茶杯，還有一本打開的、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黑邊框的眼鏡，放在書頁上。 這些年來，他一直在閉門讀書，為現象學的流動無形感慨，為工具理性和本質主義的語義混淆犯愁。前幾天收到他的信，把政府的腐敗，社會上人文精神的衰落，大學校園和科研機關裡的勾心鬥角，連同西方國家的技術異化和工業東亞的社會異化，一股腦兒都說成是歷史的生產性開支，是人類為實現個體和整體、存在和本質、對象和自身統一所作的反面準備。他說，“我就是不相信，世紀末的時尚－－後學解構潮流發給虛無主義的通行證，能夠永遠有效”。大哉斯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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