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在我去怀柔插队三十八天后，我的三位中学同学同窗好友去陕西安塞插队。和此前不断重复上演的告别场面一样，车一启动，哭声一片……也是，此一去，千里万里，山高路远，远离（远离！）亲人和北京！此一去，何日是归程？在黄土高原上，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刘宏刚、金延刚、王德禄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应该想得比我多……因为那一片陌生的天空、土地和人群要由他们去面对……
        他们走之前，延刚专程跑到北房向我报告这个消息。当时我正在铡草，不是用铡刀，而是电动的铡草机，我负责供草，就是连续不断地把草送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使另一个人可以很顺利地把草塞进电动铡刀的入口。那天有点阴天，铡草到不累，但很脏，人弄得灰头土脸的。我看见有个人进了场院，但没想到会是来找我的。延刚走到离我两三米远处，停下，脚后跟一碰，啪，一个标准的军礼！吓了我一跳。一块干活儿的两个社员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又一次去送站，也记不清是第多少次了。锣鼓喧天，标语林立，一片红海洋！当时宏刚、延刚的父亲都是受冲击对象，他们自然是作为“可教育好子女”才被“恩准”去革命圣地延安的。德禄的父亲是“丰泽园”饭庄的上灶，特级厨师，从小学徒，也算的上“苦大仇深”，没什么事儿。“文革”中没什么事是幸福的，比如抄家，你要赶上了，你还要不服，不打你个半死儿就是上上大吉了——这些现在听起来都是天方夜谭了，我的学生大部分不知道“文革”为何物，而“文革”仅仅过去三十一年。
        沈符民和吴镝（吴尔斯）也去送站。大家相对无言。其实，此时任何语言都是苍白无力的，因为谁也不知道说不清楚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但是毛主席的话是要听的，他老人家伸手指航向，我们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临上车之前，我和延刚交换了帽子——我的帽子是我插队时唯一添置的物件儿，一顶狗皮帽子，因为过去我老是冻耳朵（可见那时北京有多冷！）；说是唯一，就是别的什么也没买，也买不起——那时我们家是靠发“生活费”过日子，靠卖东西度日。我想，黄土高原更冷，延刚更需要——这也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

2007年9月17日晚于“一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