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生死两茫茫”。确乎。
        苏轼之后，无人出其右。可能原因很多，但我以为，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能把个体独特的人生体验用既形象准确又留有想像空间的语词传达给他人。
        广元走了十年了。
        1997年7月3号。在香港回归的一片欢呼声中，广元驾鹤西去。他去世前的这段日子，是我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最忙的一段时间。当时学院的班子人手还不齐（国富虽然来了三四个月了，但他并不多介入实际工作，好像还在熟悉情况？），绵厘同志抓全面兼管行政人事财务，我抓教学兼管邓小平基地精神文明建设职改领导小组等等。当时是“力争三年上一个台阶”的关键时刻——时间过了一年半，拓展的新专业到底如何？检验的标准只有一个：招生！九七年九月之后学院开了工作餐，提高了福利，说明招生是卓有成效的——我们只有收学费这一条路（似乎至今仍然是这样）。时间过去了十年，当年具体忙什么不查工作日志是记不住了，但当时大家（全体教职员工）的状态心态仍然历历在目：无论干什么，都是以主人公的姿态，冲锋在前……

二排右四为白广元同志   点击看大图

        广元住在协和医院，我当时住在灯市口。那段时间，无论多晚下班（那一年多大家都是超负荷运转，我和绵厘更是没点儿），我都是先到协和，把车放走，在广元床边坐下来，问问情况，聊聊闲篇儿，然后溜达回家。东来一直在照顾广元，直到广元去世。
        其实我和广元并不熟。他是在九五年夏天从从部机关党委宣传部“空降”到学院来的，担任院长助理，驻柏林寺，任“主持”。
        广元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小我几天，在东北兵团呆过。我也是一个认真（傻认真）的人，所以我们俩比较说的来。九七年的除夕（丙子除夕），广元在柏林寺值班，我和内子专门到庙里去，和他及值班人员一块儿过的年。广元虽然个儿不高，但很结实，只是胃有时不太舒服。所以，我从来没想到，他会与“英年早逝”结缘。
        他查出那个致命的细胞是我陪他去的（三0六？）。当时我在东来那辆“伏尔加”里打瞌睡（太困了）。东来把我推醒，说医生让领导去一下。我马上意识到大事不好，后来又经过确认，就没辙了，治吧。记得启全同志经过分析曾提出来一个保守治疗的整体方案，但祖国医学这次没有“战胜”舶来的动刀使钳子的医学，在得知香港回归的胜利喜讯后，广元还是走了……
        “十年生死两茫茫”——对于天人相隔，我又有了一些真切的体验。

2007年7月3日构思于黄村斗室
2007年7月4日草成于“一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