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年过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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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父亲被发配五七干校，家里的日子就十分难过了——所以，我从那时（不到十八岁）就知道什么叫过日子。早上一睁眼，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儿，缺了哪个也不行。生活费是大人十五，小孩十二，人民币。妈妈每个月要去结核病防治所检查治疗，从和平里到灯市口坐八路无轨（现在108路无轨的前身）正好是十三站，一毛一分钱，来回两毛二，两个人四毛四，弟弟要去就是六毛六。现在听起来这些就像是天方夜谭，几毛钱，还算计？事非经过不知难。那时候，几毛钱就可以下馆子！ 记不住从哪儿听来的消息，峰峰煤矿要招工，挣钱不少。我和宏刚商量，豁出去了（那时矿难没有现在这么频繁，但危险系数也很大，不是走投无路是不会去的），到邯郸去试一把！我们俩家情况差不多，在几个最好的朋友（同学）中，走的比较近。他们家也是发生活费，他父亲身体也不好，经常要去医院，所以我们俩对北京的医院比较熟。到邯郸要小十块钱的车费，几乎等于我一个月（！）的生活费，宏刚也是如此。怎么办？没别的招儿，蹭车吧，逮着就认了，逮不着就去挖煤（据说当时来者不拒，因为条件艰苦，愿去的人不多）。 经过一番分析权衡，选了一个傍晚的慢车，我们从永定门出发了。五分钱的站台票混进站混上车并混到石家庄——那次很不幸，我们在到石家庄之前的一次非常规查票中被列车员和乘警擒获——可能我们俩在这趟慢车上太扎眼了，一个一米八零，一个一米八四，学生模样，背个书包；上上下下的全是各色人等的农民，扛着背着大包袱小褡裢，扁担在车厢里晃来晃去…… 本来应该是早晨到邯郸，所以到石家庄是半夜。被押送到车站公安局后，火车继续往邯郸开，我们就成了阶下囚。原来我们并不孤单——院子里蹲着好几十号人呐！我们自然也融入其中，双手抱头。警察时不时地出来转一下，看谁不顺眼就踢两脚，骂两句。有一个警察出奇地矮，真是北京话说的“小地出溜儿”——估计比雷锋同志还要矮一点儿。我和宏刚蹲着，稍微一直身子，就和他站着差不多高了！于是我们被他“修理”了一下。旁边有两个不识相的，看出来是为什么了，窃窃私笑，也被“大修”一下——比较悲惨，一脚踢倒要害部位，半个多小时像个弯钩儿大虾米似的蜷缩在地上直哼哼！借着惨淡的灯光，我看见那小子直冒汗珠子！还有几位“女囚”，靠墙边蹲着，有两个女警察不时地来看一眼。 谁也不敢说话，死一般的寂静。“女囚”不时被提审，“男犯”无人过问。夜深了，秋天的后半夜还真有点儿冷，大家自然更加缩成一团儿，像一片刺猬蹲在那儿。警察估计大部分也休息了，很长时间没有巡视。“男犯”、“女囚”逐渐“还阳”，有人开始小声和旁边的人说话，胆子大的开始抽烟。 天蒙蒙亮时，警察来了，让大家站起来，然后分成几拨，都干活儿。我和宏刚正在扫地，被叫去问话。 那是一个老警察，那时没有衔儿，不知是什么官儿。现在想想那个人不错。只是问我们为什么不买票，去邯郸干什么。我们说没钱买票，去邯郸找工作当矿工。他说学生不老老实实在学校呆着，四处瞎跑……呆会儿有一趟去北京的车，回去吧，别再四处乱跑了，让大人着急…… 所以，我对石家庄这个城市没有好感。后来，我就去怀柔插队了，宏刚他们去安塞插队。这些年有时想想，可能冥冥之中是有定数的。老天爷不让我去挖煤，所以让警察把我们逮起来！当然，挖煤远没有创建中国文化管理学科重要——我感谢上天的美意，使我来到京南，文化部文化干部学院（现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曾是文化部五七干校、文化部党校），参与中国文化管理学的开创，找到我的归宿……人生几十年，匆匆而过，真正能找到自己归宿的人并不多，我是幸运的——但当年特别懊恼，不但没当成矿工（那可以挣到当时的大钱，解决家里的生计，并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还做了一回“阶下囚”……
丁亥初夏至深秋于“一步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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