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零年的延安，至今在我的记忆中……
        当年，大队人马（知青流）浩浩荡荡往返于各条铁路（公路）干线上的情景，蔚为壮观，恐怕是今天的旅游族也难以想像的。
        在去安塞之前，我们的人在延安逗留了两天。当然首先是宝塔山。山不高，三下两下就爬上去了；后来在延河大桥旁边的照相摊儿上照了个合影。三十七年过去，金延刚也有十几（？）年没见面了，好像他已经“致仕”，当年人民警察为国分忧的都连升（？）级；王德碌更杳无音信，只是在一本关于陕西知青的图书上，还是在附录（名单）上，看到了他的名字，我觉得他应该在北京，可能我还要启动我专用的“寻人机制”才能找到他；刘宏刚这几年还有来往（也中断了十几年），但也是三个大假见一面，比牛郎织女略胜两筹，他还是给领导开车并兼任秘书，所以并不清闲。
        记得还到地区知青办过一次，并无实质性问题要解决，只是看一眼给人家留下点儿印象而已。
        当年购物的一次经历值得写出来。是去买点心。从外边看不出来那是个商店，也没有柜台，取代柜台的是一米多高的砖垛子，上面抹了薄薄的一层水泥，进出口处是一块可翻动的木板。应该是个小杂货铺子，光线昏暗，还在使用带秤砣秤杆儿定盘星的秤：点心别无选择，只有一种类似北京的桃酥样子的东西，我说来二斤“桃酥”，那位掌柜的听不懂，我就指给他看，用手比划，作了一个英文“胜利”的手形“V”（我“文革”前学的俄语，后来考上大学学了英语，才知道“V”的意思，那时还不知道），才和那位掌柜的充分沟通了；秤盘子上脏乎乎的，掌柜的手和罗中玄的油画《父亲》中的父亲捧碗的手差不多，但当年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了——说明我们和贫下中农结合的还是不错的；一斤一秤，一斤包一包；土黄色的包装纸让我想起了蔡伦，想起小时候在上海用过的草纸；歪七扭八的终于饣上了，付了钱（记不清多少钱了，好像还不到一块钱），拎起来就要走，就这一拎，坏了——纸绳断了！幸亏只只是一包来了个天女散花，我那时候还身手矫健，在那些点心坠落的过程中抓住了一只！他们仨人，只是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桃酥”状的东西成为自由落体；奇迹在我们蹲下去捡寻那些不幸坠地的点心时发生了：居然毫发无损！不但没摔碎，几乎都没掉渣儿！不禁让我想起当时东北流传的一个民间传说——冰天雪地，一辆大车拉着各种点心走在乡间小路上，颠簸中，有几根江米条儿掉在路上，马上就被后面的车轮轧了过去；第二天早上，有位捡粪的老大爷看见了这几根江米条儿，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也是不大不小的一点儿“收入”呀！可怎么抠不出来，只好用粪叉子去撬，三下两下，江米条儿没撬出来，粪叉子却撬断了……后来到了安塞，到了招安农社招安大队，这些东西自然成了香饽饽了（最终进了谁的肚子已然记不清了，宏刚或许还能记得？）
        前些时候和高老（高智，曾担任毛泽东主席的机要秘书）闲聊，得知他曾在延安地区任职，本相把这段小故事告诉他；但转念一想，九月几号在毛小青的饭店吃饭，我挨着他，他给我抽《延河》牌香烟时，还流露出对延安的感情，所以没说。
        今天的延安，肯定是旧貌换新颜吧。

                                                                                丁亥十一月二十於“一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