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二哥，你快来！我在医院里呢。妈今儿早上吃了两个卧鸡蛋。没多大功夫，就肚子疼，疼得可床上打滚……”
“大妹，你别急，先找大夫看着，我这就去。”
……
又一个红灯。差点儿撞着前边那车的后轱辘。
……
我妈本来就没几个牙，还爱吃个硬东西，叫做“就爱吃这口儿”。蒸鸡蛋羹，不爱吃，非吃煮鸡蛋、卧鸡蛋不可；面条，不吃大街上买的，说是没咬劲（我常暗自发笑：您连牙都没几个，还谈的上什么咬劲不咬劲！) ，非得吃自个儿做的小把抻面；馒头，一定得吃呛面的；烙饼，不吃发面的；米饭，得蒸成一粒一粒的才吃。妈最爱吃的是烧饼夹酱牛肉。每当我们给她买回去烧饼和牛肉时，她都十分高兴；每次吃的时候，她总要“怀旧”一番——从前的马蹄儿烧饼如何好，“月盛斋”的百年老汤佐料如何齐全，甚至把“月盛斋”的佐料配方详详细细地给我们介绍一番——好像她真看着人家配过似的。
说实在的，我真不知道妈的烧饼夹牛肉是怎么咽下去的——比我吃的还要快，一共才仨儿牙，而我有三十个牙；她六十六岁，我才三十二岁。
当然，纵使马蹄儿烧饼（现在没有了）和“月盛斋”的酱牛肉、烧羊肉见天儿见送到胡同里来卖，也不是每天可以享用的，况且，四牌楼南边有个叫什么楼的小熟食店里，酱牛肉己经卖到两块四毛五了，那么“月盛斋”的价儿是可以想象的了。所以，我们平常吃的最多的还是面条——冬天吃热汤面，或者羊肉煨窜儿面，夏天吃过水的芝麻酱面或炸酱面。一吃面，妈就得吃辣椒油和蒜，要是没有这两样或其中的一样，那就一口也吃不下去。所以我们家房檐下边一年四季都挂着干辣椒和成辫的四六瓣的紫皮蒜，陈的接新的，源源不断。妈吃蒜是很正常的，老北京人嘛，不吃蒜的少，不像南方人，你要叫他吃一瓣生蒜，就跟让他喝“敌敌畏”似的；而吃辣淑，是上我大哥那儿学来的。我嫂子是四川人，嗜辣如命。六四年，我妈去给他们看孩子，六七年，四川就真刀真枪的干起来了。大哥他们厂一停产，我妈他们娘儿四个就跑回来了，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顾到拿，就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可辣椒没忘了带——整整装了一提包！
自从妈吃辣椒之后，似乎她的风湿性关节炎这个老毛病也好了许多。但就像长期服用某种药会产生抗药性一样，辣椒吃多了，吃久了，“疗效”也就不显著了。于是，还得吃药，而辣椒也不能断，就像西方卖宙斯像时外带一个赫拉的像一样——做为添头奉送，白饶了。进入七十年代以来，又有了“消炎痛”、“炎痛静”等等，加上原来就有的激素类的药，妈的风湿性关节炎总算还能控制住，虽然指关节有些变形，但每天吃两片“强的松”也就顶下来了，因为还得给我们上班的做饭呢。
……
“想什么呢？瞧着点儿！”
“对不起，我有急事…… ”
……
妈很能干，持家有方。我们家的条件并不算好，甚至可以说比较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我爸和我爷爷两人上班，全挣四十多块钱。大哥上班倒不晚，但结婚也早，一有孩子，就根本顾不上家里了，有时家里还得给他添补点儿。可我们不但能吃饱，而且还都穿得整整齐齐的。妈特别看重衣着穿戴，老说“人靠衣裳马靠鞍”, “脚下没鞋穷半截”。为了穿戴，我可没少和妈嚷嚷。七七年参加高考，我是穿着工作服棉袄去的，考完最后一场回家。一进门，妈断言冲这件晦气的、油脂麻花的棉袄我就考不上，接着，又启动她的记忆信息，把她年轻时听说的有关考状元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轶事，一古脑的端了出来，并说那时谁要是敢穿这样的衣服（就是我穿的这般的），甭说进考场，老远就得被乱棒打出。没想到，我不幸被她言中。这么一来，她的“衣着理论”更有说服力了。我一生气，心里暗暗憋了一股劲，第二年还穿工作服去考，看我不把您的理论粉碎了才怪呢。没想到，居然没穿成工作服，而是穿着一身纯毛毗叽和一双刚买来的三接头（当然是妈托人去买的）去的。那天一大早我就觉着不对碴儿，爸、妈、大姐和大妹，都用那么一种眼光瞅着我，连爷爷都不时瞟我一眼。而且，爷爷的眼光老停留在左边的那个大柜上，久久不离去。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来判断，大柜里肯定放着什么东西，并且一定与我有关系。果然不出所料，当我放下筷子返身进屋去穿衣服时，发现工作服找不到了。再仔细一找，原来已经被大妹泡在大洗衣盆里了。这时，妈、爸、大姐、大妹，还有爷爷，都进来了，大妹捧着那套三年前妈死乞白赖非要给我做的大礼服，大姐抱着一个大盒子。看着他们那虔诚、坚定的目光，看着那稳步向前的秒针，我只好妥协了。可万万没想到，这次居然瞎猫碰上死耗子了！而且还是一个十分热的专业——英美当代文学。就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妈又把她的“衣着理论”着实宣讲了一通，好像我对毛姆、对福格纳作品的分析，还不如她的“衣着理论”管用。
……
妈可够能抗病的，关节炎那么厉害，手指关节都变形了，可她从来都没哼过一声。今天疼得在床上打滚？肯定是太疼了……
这是什么病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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