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管怎么说,伤了一个十七岁孩子的心,老马他没那么大胸怀,心说:“我一腔热心为革命,一片忠心向着党,去东北兵团还不要我,我是谁?我是老马!——绞上劲了,赌气。所以以后,内蒙插队,不去。山西插队,不去。成天躲在家里练快板书,背《劫刑车》,要不就跟着别人后头去看“拍婆子”,人家拍着了,他也津津乐道,心里却空落落的。他妈也没那么多革命性,只是不希望孩子走远,上山下乡不反对。同班的、同校的、周围的,一批批他这么大的孩子,都渐渐地广阔天地练红心去了。学校革委会上门做工作,他妈就说身体不好,他妈身体确实也不好,主要是瘦弱。耗来耗去,当出现为照顾家庭困难而安置北京远郊区第一批插队试点时,“老三届”中的极少数便“试点”了。多少年来,老马总结此生无大出息的原因之一:插队的地方不如其它地方艰苦,也无代表性,没名气。同龄人知青群体都有名气和代称,如:“黄土地”——陕北、山西知青,“黑土地”——东北知青,“绿土地”——内蒙知青,“红土地”云南知青。他们这一支弱旅悄声无息,只有“玉米地”。凡一见老知青们聊天,有人问老马当年在什么地方插队,他准学广东人:“不好意希啦!” 插队期间,老马与小红有过书信来往,大约是一两封。老马也曾借过同学的一辆自行车,一口气骑了七个小时,从北京到河北定兴的小农村。带去六七毛钱一斤的动物饼干,带回了一大包白薯干和一摞白薯煎饼,黑黑的、吃起有些牙碜,当时都是好东西。小红的母亲、一位与北京普通妇女没什么两样的“资本家的太太”,话里话外拿老马当女婿待,甚至说到:“你把我们家小红带走吧!”这样重大关键词。十八岁的老马已经感受到史无前例的重托。老马回到自己插队的农村后,又接到小红的信,老马印象深的是,小红信里写道:“爸爸做了个小饭桌,放到炕上,家里多了喜庆的气氛……”老马想起,她那个资本家的父亲倒是像个木匠。再后来,因为老马的哥哥与小红的哥哥在“革命造反”的问题上出现了什么分歧,关系冷化了。碍于哥哥的面子,老马也不再和小红通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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