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2月28日，德国汉堡国际戏剧节的艺术总监芮纳特·克尔特（Renate klett）女士为挑选参演剧目来到当时我任院长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芮纳特·克尔特女士，40岁左右，说话简洁，精明干练，对戏剧极富经验，是专门组织领导戏剧活动的戏剧家。简单交谈之后，我向她推荐了我院的三出戏，并请她看了演出录像。她看了一天，并索取了我创作的剧本《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的英译本。 31日上午，1988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芮纳特·克尔特女士又来到我的办公室，她对我说，汉堡国际戏剧节是欧洲很有影响的戏剧节，虽然举办方从未提出该戏剧节需全球化的要求，但她本人对印度和中国等东方戏剧很有兴趣，尤其是对中国戏剧。她说她来上海之前，已经去过中国其他一些城市的剧团，总共看过22个戏剧录像和剧本，最后锁定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狗儿爷涅槃》和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她说，这两个都是非常优秀的剧目，但考虑到《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在内容上更富“全球化”，更易为国外观众理解和引起他们的兴趣，所以这是首选剧目；况且上海和汉堡又是友好城市，她更应做这样的选择。 我和芮纳特·克尔特女士还进一步就演出细节和技术要求进行讨论。几乎在所有的问题我们俩的意见都很一致，气氛也极为友好，这使我深感艺术家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更易沟通。芮纳特·克尔特女士的精细和率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说我的诚挚和随和也使她感到我是一个无障碍的合作人。 1989年1月18日，我接到芮纳特·克尔特女士寄来的正式邀请《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参加汉堡国际戏剧节的公函，演出时间是7月1号和2号，这将是整个戏剧节最后两场的压台戏。她还说德国总统魏兹泽先生会来观看最后一场，这显示了总统先生本人和德国联邦政府对上海和对该剧的兴趣和重视。芮纳特·克尔特女士还说他们正在和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联系，想取得他们对我们路费的赞助。 一切都非常顺利，我也相信我们和汉堡方面的合作一定会成功。 可万万没想到当年的夏季，在我们去汉堡演出之前，中国就上演了一场令地球颤栗的政治悲剧：中枢发威，兵临首府，心区喋血，形同内战！它震惊了世界，更震惊了所有的中国人。顷刻间，原有的气氛变化了，原有的秩序打乱了，原有的角色变换了，原有的关系重整了。举国上下，混乱、紧张，彷徨，不安…… 不久，惊魂甫定，但冤恨未消；血迹虽已抹去，而伤口尚待愈合，此时此刻，在政治悲剧还没落幕之前，我们还有无必要、还有无心情去汉堡参加戏剧节？我们还想不想去、还能不能去汉堡的舞台上进行表演？如之何，如之何…… 这是一个非常时刻，在此以前，我们去汉堡演出，仅仅是一次重要的国际艺术活动，即便有附加使命，也不过是例行的友好和平之类的任务。而在这以后，这次演出本身则变得政治化了；而我们能否顺利出访，能否进行正常演出，也复杂化了。 我做为该剧的编剧，当然希望我们能去汉堡演出，能在国际戏剧节上展示我们中国话剧的艺术魅力。我做为剧院的院长，也希望政治风波不要波及甚或中止这次艺术活动，否则将影响我们剧院的声誉以及上海的国际形象。当时剧组人心惶惶，一筹莫展，但我和剧院同仁决定，在没有新的指令下达之前，一切都按原计划做好出访的准备工作。 6月8号，在尚未散失的硝烟中，我们毅然成立剧组，请来导演，加工复排，申办护照，筹措经费，托运布景……一切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6月22日，几经曲折，上海市文化局终于开具证明，批准我们去汉堡演出的申请，剧组为之振奋。我们立即上报上海市“外办”。可是“外办”的“出国处”鉴于当时德国对北京政治风波的反应非常强烈，认为此时去德国不很合适，需要“研究研究”。可此时离出发日期仅有三天了！ 中国的戏剧艺术家都知道一句如“圣旨”般的戏剧守则：“救场如救火”。于是我们发动“救火”：求爷爷，拜奶奶，走上层，找领导，说明利害，疏通关节，为的就是去汉堡演出，为的就是不失信于众，为的就是要昭示国际同行，中国的戏剧家即便在刀光血影中也会轻生死重然诺，迅速而坚定地走上舞台，唯一的原因就是那里有千百观众的热情期盼！ 在这最后决定命运的三天，几乎每隔一两小时便有各种有利和不利的消息传来，时而让人高兴，时而让人绝望，剧组的每个人都如热锅上蚂蚁。尽管如此，准备工作依然进行，排练更加严肃认真。 可是，6月23日晚，我们得到上面的正式指令，不去汉堡了！ 24日上午9时，我们召集剧组全体演职人员，由当时的上海副市长和文化局副局长宣布此事。剧组人员大失所望，沉默无语。可就在眼泪将落未落之际，突现转机，文化局领导又打来电话，说剧组暂不解散，我国驻汉堡的总领馆发来了急电。上午10点，我们看到电传，标题是《建议上海人艺按约如期访汉堡》，全文如下：
汉堡世界戏剧节主办剧院“塔利亚”剧院院长佛里姆向我总领事呼急，说原定7月1日在该院演出的上海人艺剧团，至今尚无抵汉堡消息。上海人艺演出的各场门票均已售出，海报也早已发出，如不能如期演出，将发生巨大影响。恳请上海方面给予支持，如期来访。 世界戏剧节已于16日在汉堡开幕，十几个国家的话剧团将进行演出，是西德文化大事，联邦总统魏兹泽在书面贺辞中，还专门提出希望上海剧院来演出。 为表明我国内局势稳定，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并恪守信用，按约行事，请国内考虑，是否仍让上海人艺如期访问，演出对我更为有利。 以上供参考。 驻汉堡总领馆 八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应该说，这封电传说的有理。但此时上海已经难以作出决定，只得请示国务院。据说国务院需要上海做出保证，保证所有剧组成员在演出结束之后不得滞留，如期如数返回。我做为院长虽然可以做出负责的保证，保证自己以及全体剧组成员，决不会利用演出而流亡，决不利用艺术而藏身，这不是磊落之举。但我作为当事人，这样的坚定保证已不可能取得认可，而更高级别的领导也无法作主，于是赴德演出之事就胎死腹中了。 6月27日，我给翘首以盼的芮纳特·克尔特女士写了一封信，正式通知她我们不来汉堡了，对此我表示万分的歉意，同时对她所做过的种种努力由衷地表示感谢。信写的很简短，除此之外，我还能多说什么呢？ 此信由上海市“外办”电传至汉堡的芮纳特·克尔特女士。 这一天，上海整天下着大雨，剧组的两个演员大哭。 6月28日，汉堡－上海“汉森公司”的钱蔚丽小姐给我打来电话，说芮纳特·克尔特女士已经知道我们不能前来汉堡演出，她为此非常伤心。她知道这不是我和我们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过错，她能够理解我们此时的处境。芮纳特·克尔特女士打算7月1号召开记者招待会，发布消息，说明情况。我在电话中请钱小姐转达我对芮纳特·克尔特女士问候，并希望以后有机会来弥补这一损失。 以后的事情都发生在汉堡了，我是从朋友来电和当时的报纸上知道的这一切。 7月1号，汉堡的“塔利亚”剧院居然照常演出了《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但这是一场极不寻常的演出。舞台上搭好了上海人艺早就运去的布景，天幕上播放着上海人艺的演出录像，“塔利亚”剧院的两个演员站在舞台两边，用德语配合录像朗诵此剧的全部剧本。报道说：“这样巧妙的结合，使观众不仅对剧情也对中国人的表演方式有所了解”（1989年7月5日《莱茵法尔兹报》）这样的演出在世界演出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绝无仅有；如此“演出”居然没有一个观众临场退票，没有一个观众中途退席。还有的报道说：“当塔利亚的两个德国演员谢幕后，观众掌声仍不绝于耳”（1989年7月3日《世界报》）。 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看到当时的报道，情不自禁，感慨系之，心中无数次地默念着：“谢谢你们，德国同行，谢谢你们，德国的艺术家！谢谢你们绝妙地完成了我们的演出，否则我们就太对不起观众了。我要向你们鞠躬，那不绝于耳的掌声应该是属于你们的！” 三年后，1991年，《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再次被德国邀请去慕尼黑演出，因美国劳改基金会的负责人也同时参加这次的国际文化活动，并有演讲，所以中国方面又突然取消了我们的行程。 《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两次去德国演出都受阻，我苦笑着，对我的同仁们说：“孔子在春秋时代，周游列国，孔子在当代，居然两次去不了德国！”这都是因为政治，都是和和艺术毫无关系的政治！ 政治考量的是权、利、谋，艺术遵循的是真、善、美。政治是多变的，艺术是永恒的。政治是血污的，艺术是清洁的。政治是不讲诚信的，艺术是恪守真实的。 又过了三年，1995年，我所创作的另一出戏《东京的月亮》终于出现在汉堡的“塔利亚”剧院的舞台上，为中国话剧赢得了荣誉，而《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也早已译成德文，先后在两所德国大学在校园里演出，同时我的又一出话剧《江青和她的丈夫们》也翻译成德文……艺术终究战胜了讨厌的政治，我说的是在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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