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武汉11月12日电 (记者雷志龙)日前,“第二届创新文化高峰论坛暨第二届文化创新奖颁奖仪式”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顺利落幕,作为第八届中国艺术节的重要活动之一,此次论坛不仅云集大量专家探讨梳理当下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态势,也是对“十七大”有关精神的深入学习贯彻和积极反馈。 为更好地理解创新文化以及此次论坛的举办意义,9日,人民网记者独家专访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所长、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战略研究所所长傅才武教授。 从无到有叫创造 “什么是文化创新?从无到有叫创造,从旧到新叫创新,文化创新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创造出文化新的形式、内容、机制、体制以及传播途径,以符合社会与人民的文化需求。”关于创新文化,傅才武教授如是说。 面对社会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以及“咄咄逼人”的外来文化。创新,已经不只是中华文化完成自身新陈代谢的必须途径,也是保证中华文化生命力、发展力的重要利器。傅教授表示,“站在国际视野看,我们可以发现,没有创新,文化产业只能是制造业。我们不能只成为文化的制造大国,要做文化的创造大国。” 对于创新文化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傅教授认为有两个特点,一是在理论认识上,不论是政府的决策者,还是学界内的专家学者,大家已经把创新文化的重要性提到了很高的高度,“‘十七大’已经将文化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软实力来抓”;二是在具体操作上还有时差,这个具体操作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步骤,先是理论高度,然后转化为民众共识,最后则是有效的行动,“这个过程就目前情况而言,会是个艰难的过程,需要通过普及教育、整合资源等多种手段来实现。” 而举办创新文化论坛以及颁发文化创新奖的意义就在于此,“论坛通过专家探讨、媒体报道等方式,能够起到将理论推广、普及的作用;文化创新奖的颁发则是落实文化创新政策的重要抓手,能够激励更多更好的创新行为出现。”傅教授表示。 文化创新的责任在政府 傅教授认为,当前创新文化发展面对三重阻力:一是意识形态的惯性,观念的改变是个漫长的过程,尤其一些不利于创新发展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只能通过足够的时间去影响和改变;二是体制的阻力,尽管目前文化体制已有改善和进展,但还有问题,有些体制限制了资源流动的机会。创新是需要突破部门、单位的限制,从而进行资源整合,最终得以实现的。在突破体制限制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非常大;三是文化创新的风险非常高,文化创新是有风险的,因为它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如果失败,损失由谁来承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在承担风险这点上,美国做的很好,美国通过成熟的创新体制、资助机制以及复杂的税制将创新风险控制到最低。所以说,文化创新的主要责任在政府,政府不仅要进行相应的体制调整来促进文化的创新发展,也要通过各种手段帮助降低创新风险。 尽管有着这些阻力,但傅教授认为中国的文化产业依然在高速发展,文化创新的步伐稳健快速。傅教授表示,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源于四个原因,一是中华文明本身的深厚基础。几千年的文明本身具备的力量,在中古形态向现代文化形态加速转轨的过程中会加速释放;二是中华文化本身就具备不断创新、创造的特质,中华文化有着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特征,吸收、消化其他文化,是中华文化在悠久历史中形成的显著气质;三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理论构建的高瞻远瞩,“十七大”报告已对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和战略性做出了最为深刻的论述;四是有一批创新群体已经开始行动,各种人才、各级政府已经将中央的有关精神落实为具体行动,第一梯动力与第二梯动力合而为一,必定会产生巨大的动力。 对于第八届中国艺术节在湖北举办对当地文化产业发展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傅教授认为“意义重大,其作用不可替代”,并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推动了一大批文化内容的创造,湖北此次有8台剧目入选八艺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二是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武汉琴台大剧院等基础场馆的建设,使武汉文化形象工程的形成至少提前了一个五年计划,影响极其深远;三是对湖北各分会场如襄樊、宜昌、黄冈等地的形象推介和打造,是其他所有节会都无法达到的;四是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此次八艺节所有演出均运用市场化操作,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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