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说：“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这是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定了性，做出了一个积极的、肯定性的价值判断。然而还是有些人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文化市场的开放不放心；总是以为商业的因素与文化的性质格格不入。因此有必要对市场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一些考察。笔者认为，尽管现实未必全如人意，但市场与文化毕竟有可能形成一定程度的良性互动。

　　事实上，从2000年十五届五中全会开始，一直到十六大及其几次全会，“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等表述多次出现在我们党的正式文件当中。尤其是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说：“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这是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定了性，做出了一个积极的、肯定性的价值判断。
　　
　　然而还是有些人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文化市场的开放不放心；总是以为商业的因素与文化的性质格格不入。因此有必要对市场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一些考察。在我看来，尽管现实未必全如人意，但市场与文化毕竟有可能形成一定程度的良性互动。
　　
　　首先我们可以看看，市场如何可以带动文化的传播。
　　
　　我们要知道，文化产业提供的是文化产品与服务，而不是或基本不是原创性的文化如文学艺术等等。文化企业是一个吸纳原创作品然后进行复制传播的部门。也正是在这个环节，才实现了知识产权，才将原创变成了它的资源。文化企业通过购买知识产权取得对原作进一步开发经营的授权。这就带来了一个重要的结果。以前，艺术家创作一件作品仅仅使自己获得一个产品，即有了一项著作权、原作的所有权；现在，由于文化产业的存在，艺术家的创作还使他有了第二项权利，即版权、原作的经营权。这似乎是个简单的加法问题：2当然大于1。
　　
　　人们对艺术品拍卖的惊天价格都有所耳闻，其实从经济的量上看，也许这后来一个1要比前面的1更加大。我们曾做过一个ABC的模式：A代表艺术作品，B代表艺术交易，C代表收藏或消费。这里的B就是文化产业。它的扩张能力是非常强的。首先它可以在文化产业各行业之间扩展，然后还可以向传统产业中渗透，极大地刺激消费。比如一家画廊，为了更好地销售其收购的艺术作品，不仅需要提供信用服务，而且还要印制画册，举办画展，发布广告，等等。这样就拉动了出版业、印刷业和会展业等整个市场链的发展。这样的产业链还有不少，如文物考古发掘业—博物馆业—旅游业—工艺品及旅游纪念品制造业、影视制作业—音像制品业—旅游业（主题公园）、唱片录音棚—唱片、盒带、CD生产线—唱片等的包装、设计、印刷业，等等。
　　
　　专门的艺术产业还可以与传统制造业联手，将艺术传播到更广的范围里去。比如，迪斯尼的米老鼠、唐老鸭或者是抽象派画家蒙德里安的绘画都可以被复制转移到服装设计中去。日本的动画片中曾经出现过一只凯蒂猫（Hello Kitty），现在使用凯蒂形象的消费品（如转笔刀等）有多少，连创造了这个形象的公司老板都说不清，“大概有1.5—2万个吧”。“9·11”后的美国，凯蒂猫尤其受到美国人的青睐，在美国畅销。这些艺术形象不仅可以出现在成衣、文具上，也可以出现在手机甚至餐具上。结果，最初看似简单的A-B-C公式被扩展为：A-B(b11-b12-b1n-…-b2n …-bnn)-Cs；其中每一个小写的b代表一个企业或一个商业活动，有一些小写的b很可能是媒体，另一些则是传统产业部门；而C后面的s表示比A大得多的复数：既是指消费者的众多，也是指消费内容的迭加。
　　
　　如果这种描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要承认，文化艺术的市场化过程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商业过程，它也在客观上打破了前工业社会的文化垄断局面，落实了公民的文化权利，提高了公民素质，促进了社会交往。
　　
　　其次我们就要看看文化究竟能不能穿透市场，在市场机制中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因为有许多人担心牟利动机会让艺术变质、变味。
　　
　　大众传媒或文化产业，尤其娱乐业的媚俗问题是很明显的，要迎合市场的需求嘛。但大众的文化鉴赏力不高不是大众的错，反而正说明文化提供者的责任没有尽到。所以重要的是，比较高质量的、具有教化功能的文化作品是否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发挥自身的影响力。
　　
　　美国学者戴安娜·克兰（Diana Crane）的研究使人们看到一种希望。她将传播媒体分为三类，即①全国性核心媒体，包括重要报纸和影视；②边缘媒体，包括书刊、广播录像等；以及③都市文化，包括音乐会、展览、博览会、戏剧表演等。她还注意到：核心媒体的受众尽管最多却是“异质性的”，即所谓没有城乡、工农和阶层差异的大众传媒对象，相互间未必有深入的了解与沟通；边缘媒体的受众是以生活方式的近似划分的，具有地方性的特点；都市文化的受众是按阶层划分，甚至是有圈子、相互相识的，相互间沟通较为充分。但是这三个层次并不是绝对隔绝的。克兰还发现，“新思想和新形象往往始自于核心领域之外的边缘和地方领域，其中少数会被核心领域吸收。在核心领域的边界，存在高度的‘喧哗声’，这是大量个体和组织争相进入核心领域的活动的集中体现。”而在相对精英倾向比较强的都市文化中，最容易产生文化创新（参见《文化产业：媒体与都市文化》）。这就是说，尽管有媒体及其受众的分类或分层，市场中的文化创新仍然可能存在并逐步影响整个社会。边缘的媒体影响力未必低于大众传媒，都市文化的影响力还是可能逐步渗透进核心媒体。
　　
　　还有材料表明，在文化产业当中，创新往往会首先出现在小型企业中。一位叫奥康纳的研究者说：“文化产业主要是由小企业承担的。在英国，文化部门里56%的主要工作人员都受雇用于25人以下的公司。”而佩特森和伯格在研究中发现，当大型唱片公司主导市场的时候，产品种类就减少；而当小型公司掌握了主动，产品种类就增加。他们还发现，当热门唱片的种类由于大型唱片公司控制市场而处于低水平时，有一些新的潮流会在主流的外围出现；继而有冒险勇气的小型唱片公司大量吸纳这些新潮，而当某些新潮作品获得大众喜爱时，热门歌曲的种类就会增加；但当这些新潮流在商业上有利可图的时候，大型唱片公司又将它们吸纳进去，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主流，产品种类又渐趋减少；对于有冒险勇气的小型公司来说，又回到了边缘位置并面临各种不确定因素。这样的周期也是循环往复，不断出现的（参见林拓：“世界文化产业与城市竞争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4期）。
　　
　　这里的关键是我们怎样看待市场，尤其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讲究现实的市场和追求理想的艺术有一定的差距，但市场本身并不是艺术的天敌。人们容易看到的是市场中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商业目标，而容易忽视的是这个目标背后更根本的目标，即消费者需求。顾客才是上帝。所谓后工业社会就是说企业生产的产品更多地是终极消费品，而不再是另一些企业的生产工具、重型机械等等，因此它必须负载日益增多的人性化设计。这样的目标既是商品设计者的专业理念，也必须成为企业领导人的思考起点。在这样的情况下，艺术与市场有了共同的契合点：一切为了人。历史地看，这是市场向艺术靠拢。
　　
　　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思想和计算是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前者是根本性的，后者是现代社会或者商业社会的弊端。可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家也不得不去思，而不仅仅是算。我们曾经说，艺术作为人文学科的代表，最终关心着生活的意义问题。而对生活意义的体验、理解既不是靠观察、实验等自然科学的方法去发现的，也不是靠计算这种商业方式揭示的，因为那个意义本不是现成存在或一成不变的。它是思的构建，是持久的想象，是一种希望。现实中无定的人总对永恒怀有一分形而上的执着。凭着这种想象，他把明天做成了现实。这个意义上的思等于想象，想象等于创造，而思与在同一，因此，存在就是被想象（To be is to be imagined）。现在我们说，想象，而不仅是计算，甚至已经成为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文化企业领导人的素质要求。
　　
　　如果情况是这样，我们就看到了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可以出于需求和资源化的要求，向原创提供经济支持；二是真正的原创也可能在市场环境中获得对消费者的影响力。尤其是我们还必须看到，文化市场的出现并没有将原先或现在仍然在市场外的文化活动全部取消。反之，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政府还可能继续支持各种非营利组织获个人的艺术创作活动。市场内外将会形成一种互动的格局。如果说，文化由于进入了市场所以难免沾上了几分铜臭的话，那么反过来说，市场由于有文化的进入也会带上些许书香。对于人类迄今的历史而言，这样的结果应该说并不算太坏！历史和文明的进程有它自己的节律。如果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能形成共识，一起推动我们的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市场建设，也许会使我们国家变得更文明，使我们的现代化发展更和谐、更可持续。
 
（ 中国经济研究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 章建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