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构建“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合作区”，可以实
现这一区域内文化产品的交流、贸易与服务，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保护文化多样性，共同维护
这一区域的文化安全，抵御西方文化深层介入。这一合作区域的建立不仅是实施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实践，更有助于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在东南亚市场的拓展。
    关键词：文化产业；合作区；交流互补；多样性；战略构想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从此诞生。2010年，自由贸易区内将拥有20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接近2万亿美元，贸易总量将达1.2万亿美元`。在此基础上，构想建立一个“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合作区”，不仅是中国积极拓展文化产品和服务，赢得市场的一个最佳途径，而且能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目标相配套，形成一个经济与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良好态势，使中国和东盟各个国家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提供方面，通过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要素的交流与合作，获得一个较大的发展空间，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贸易总量达到相当水平；并能全方位提升其产品的文化附加值，创造出一大批具有亚洲特色的著名文化产品品牌。打破西方文化产品一统天下的格局，获得国际文化市场的一定份额，从而实现我国“文化立国、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
一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各国应对全球化所普遍采取的合作模式，区域经济集团往往拥有促进共同经贸利益实现的独特优势，如天时(资源禀赋、市场自然联系)、地利(地缘相近、周边关系)与人和(人文优势、文化习俗相近)等有利条件，使区域内各国可以利用区域地缘优势，打破国界限制共享资源、资本、市场，共同促进区域内经济发展。换言之，所谓区域经济，就是按照地缘关系、经济内在联系、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需要，而形成的区域经济联合体。所以，相邻各国及其毗邻地区是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最佳伙伴。在此之中，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事实上，全球大大小小的各种经济圈总体上均以相应的文化认同作为合作的基础。据查，1996年全球区域性经济联合组织的数量，按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为144个，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为68个，按日本贸易振兴会的估计为101个。现有的世界区域性经济联合组织主要集中在欧美。以日本贸易振兴会估计的101个区域性经济联合组织为例，北美、南美为40个，欧洲为39个，分别占39.6%和38.6%，二者合计占78.2%；其他地区是亚洲6个，非洲8个，大洋洲1个，其他(跨地区的) 7个。目前很多国家都在进行区域经济合作，建立区域性自由贸易区已经演变成一股世界性的浪潮。在日本贸易振兴会估计的101个区域性经济联合组织中，1969年前创设的为6个，1970~1979年6个，1980~1989年20个，1990年后创设的达69个，接近占70%。其中，比较成功的欧洲联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等，无不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1]。
     这些国际经验和发展规律表明，经济区域化的成功，一方面会加强区域内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文化上的相互认同会更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合作与交流。不仅如此，在经济贸易中，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贸易也越来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很多资料表明，文化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贸易从总体形式上分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两类。按照日内瓦WTO经济和信息系统(SISD)提供的文献，“根据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全球的服务部门可以分为11个大类142个服务项目，其中第10个大类为：娱乐、文化与体育服务；新闻机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及其他文化服务、体育及其他娱乐服务。此外，还包括商品服务F类别中的印刷、出版及通信服务； D类别中的视听服务，如电影与录像带的生产与批发、电影放映、无线电视与电视、录音等。在WTO组织成员之间的谈判和协议中，文化的引进和输出不仅仅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活动，而且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因而理所当然地被纳入了许多国家对外贸易的战略研究视野”[2] (P232)。因此，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建立一个强大的经济区域的同时，需要加强文化的交流与沟通，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为经济的运行和自身的发展，创造良好和谐的人文环境。另一方面，文化贸易同时是经济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其地位越来越重要。虽然这方面的内容目前还很单薄，然而我们必须把它纳入我们的战略考虑与安排中，建立“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合作区”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构想而提出的。而且更深一层的重要性是，建立“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合作区”，可充分利用这一区域的优势和条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以抵御挟持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强势文化的入侵，对传统和优秀的民族文化的破坏，把民族文化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相结合，携手展现亚洲文化的风貌，以新的形象活跃在世界文化舞台上。
      最为重要的是，在21世纪，中国在未来发展当中面临着三大挑战：不断扩大的能源需求；日益恶化的生态系统；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作为回应，中国必须有三个超越要完成：第一个就是要超越老式的工业化模式，创新一个新的可持续的模式；第二就是摆脱冷战的思维；第三就是要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所以中国就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一个和平和稳定的亚洲是符合世界利益的，他们将是新的活力的源泉。依托一个具有大家认同的文化合作区是促进、发展这一区域更为牢固的基础，建立“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合作区”无疑是极佳的方式。
二
      中国与东盟国家同属于发展中国家，建立联系紧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性经济联合体，是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共识。从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之后， 2003年10月中国—东盟领导人又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两年来，中国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日益巩固，互惠互利效益日益显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顺利发展。
      2004年11月29日在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发表了题为《深化战略伙伴关系，推进全方位合作》的诚挚热情的重要讲话，阐述了中国与东盟全面合作关系在四个方面所取得的新进展，并总结了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的经验，提出了“平等互信，合作共赢”这一指导双方关系长远发展的基本方针，强调双方应相互尊重而不是彼此对立，相互信任而不是彼此猜疑，相互合作而不是恶性竞争，立足共赢而不是此兴彼衰。温总理还就加强双方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提出10点建议，其中就加强文化领域合作提出了建议，希望中方与东盟签署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成为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合作伙伴，倡导开放包容精神，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3]。
      事实上，中国与东盟各国近年来的经济合作伴随着双方交往的不断深入已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仅2004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就达1 059亿美元，东盟已成为中国第4大贸易伙伴。中国国内、特别是西部各省区更是希望搭上东南亚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沿海各省如广东、广西、海南等提出环北部经济圈、泛珠江三角经济圈、东盟经济圈等，积极承接和自觉接受经济和贸易的辐射，抢滩桥头堡，寻找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道路，云南也不例外。从2004年的情况看，云南与东盟各国的贸易额达12.8亿美元，占云南对外贸易总额的34.1%，东盟已成为云南第一大贸易伙伴。随着云南与东盟国家合作机制的完善，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截止2003年底，东盟国家累计在云南省投资项目381个，合同外资金额4.74亿美元，实际外资2.3亿美元。东盟国家已成为云南省引进外资的重要来源，主要涉及农业、旅游、机电、医药、电力等领域。2004年1~9月，东盟国家在云南省新增投资项目24个，合同外资3 063万美元，实际引进外资1 177万美元。与此同时，云南省以周边国家为重点的对外投资开始起步。2003年，云南省在东盟的投资为855万美元。2004年1~9月，对东盟投资为638万美元，同比增长5%。云南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也在不断扩大，进出口贸易额由2001年的7.1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10.13亿美元，年均增长19.6%。2004年1~9月，云南与东盟的进出口总额再创新高，达10.7亿美元，比2003年同期增长了47.8%。特别是由于中泰果蔬零关税协议的实施,2004年1~9月云南与泰国果蔬贸易额达469万美元，同比增长了656.5% [4]。东盟已成为云南省最大的经贸合作伙伴。与此同时，云南已与周边邻国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工作机制，就经贸合作发展中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磋商和协调。如已经建立的中国云南—泰北工作组合作机制，中国云南—老挝北部工作组合作机制，分别与越南、缅甸、老挝贸易部建立了磋商机制，与东盟工商会、东盟国家商会等普遍建立了友好往来与合作机制，以及昆明—河内经济走廊合作机制等。
     以云南、广西为前沿的面向东盟开放的基础设施建设已具多形。云南省现有20个国家一类口岸和二类口岸向东盟10国开放，已初步形成了连接东盟与中国广大内陆地区的公路、铁路、内河航运和航空四位一体的立体交通网络。随着昆明至曼谷公路、泛亚铁路和昆明新国际机场等一批正在建设和即将开工建设的大项目“亮相”，双方开展大规模经贸合作与全方位交往的新局面已经出现。
中国与东盟目前的关系可概括为：政治对话频繁，相互信任加深；经贸关系增强，合作水平提升；安全对话深入，合作富有成效；全面拓展合作，内容更加丰富四大特征。在这种形势下，提出建设“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合作区”的战略构想是非常好的时机。
     从东盟内部的基础看，各国已开始重视文化合作方面的内容。2003年10月7日，在印度尼西亚旅游胜地巴厘岛召开的东盟首脑会议上，东盟10国领导人就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定即《第二巴厘协定》(亦做《巴厘协定Ⅱ》)，声称要致力于在2020年之前把东盟建成为欧盟式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包括经济、社会与文化、安全三大支柱，分别叫做“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社会与文化共同体”、“东盟安全共同体”[5]。这项协定的签署，为东南亚的经济一体化、社会文化一体化、安全一体化搭起了一个基本框架，表明东盟将最终发展成为一个涵盖经济、政治、安全、社会与文化等广泛领域的“综合共同体”。建立“东盟社会与文化共同体”的精神宗旨，就是要培育和发展“区域意识”，使所有东盟成员国逐步形成一种统一的“东盟意识”、社会准则和思想文化观念，使所有成员国都具有同处于一个大家庭的归属感，承担起共同的社会责任，总之，在社会和文化上融为一体。
2004年6月30日，东盟外长们又于印尼首都雅加达召开了第37届东盟外长级会议，并发表了联合声明，重申对2020年建立东盟共同体的承诺，讨论了《东盟安全共同体行动计划(草案)》和《东盟社会与文化共同体行动计划(草案)》，并达成一致。东盟要应对21世纪的挑战，就必须建设一个更强大的东盟。
      2004年11月20日，在老挝首都万象召开的第10次东盟首脑会议上，东盟各国领导人签署了《东盟安全共同体行动计划》和《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行动计划》等重要文件。东盟领导人表示，东盟各国将依照本次会议所签署的包括这两个文件在内的所有文件所确定的重点，加深区域内各领域的融合，尽早完成由经济、社会与文化和安全共同体三个支柱支撑的东盟一体化的进程。通过多次会议的讨论并签署了多个协议，东盟各国在建立东盟共同体方面进一步达成了共识，目标更加明确，决心更大，态度也更加坚决。
      在中国与东盟加强文化合作与交流方面，无论在官方层面、学者层面，还是在民间，此类活动日益频繁。双方文化部的部长级官员都已实现互访，双方的文化艺术团体也常有交流，大学之间的学术研讨会、各种类型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节更是不断举行。通过这些不同层次的沟通交流，双方在文化上的共识越来越多。从文化的相似性来看，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大国，这与东南亚国家多民族的特征极其相似。特别是在中国的边境地区，云南、广西一带，有民族与东南亚国家的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民族跨境而居，历史上就是一体的。
在现实中，各民族所固有的文化传统一向得到较好保存，“这里处处可见独特神奇的民族文化环境、悠久灿烂的民族历史文物、丰富深邃的民族文献古籍、绚丽夺目的民族文学艺术、多姿多彩的民族民间风情”。“各个民族、各种文化在这里长期并存，构成了世界上少有的多民族群体、多文化形态共生带。在这里，一山一水就呈现着一种文化，就构成了一个世界，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生灵，一方水土育一方文化’，其中‘人与自然和谐’达到了古老文明的极致”[2] (P224，223)。建立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合作区，可以立足于这一区域内的文化资源多样性和相似性的优势，这是文化产业合作的资源性基础。此外，中国在东盟国家中具有以华人华侨文化为特征的优势，因此，以华人民族文化为特色的产品能引起情感上的共鸣并产生相互影响。同样以云南为例，事实上，近些年来，云南省在东南亚地区的对外汉语教学，市场需求很大，发展的势头也很迅猛。而国内对东南亚的认识需求也不断升温，云南电视台专门开办了“东南亚瞭望”的栏目，以满足观众需求。可以说，进行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与交流互补会加速国家之间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交往，推进地区局势的稳定与发展。中国在东南亚问题上奉行“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原则，华人文化与各国自己民族文化的互尊共荣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发展的必然前提，而以此为基础的文化产业的交流与合作也是必然趋势。
三
      由于东南亚各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以及在民族、宗教、意识形态信仰、政治和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建立一个“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合作区”，要得到东盟国家的认可面临着大量复杂的问题。
首先，东盟10国的经济水平参差不等，差异较大。新加坡是亚洲四小龙国家，政局稳定，以其制造业、服务业和旅游业作为特色产业，经济发展一直保持强劲势头。马来西亚经济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带动下，发展也相当不错。泰国一向以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在东盟国家中有自身特点。菲律宾的工业、贸易、农业、金融和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已成为菲政府不可回避的难题。印度尼西亚属于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能力比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另外电力及基础设施供应不足、犯罪率高、腐败之风盛行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国经济的发展。文莱经济结构较为单一，近年来政府将结构调整，实现经济结构多元化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有一定成效，旅游业还有挖掘潜力。越南经济近年来的发展也表现不俗，连创佳绩。老挝、柬埔寨、缅甸由于政局原因，经济发展还不稳定。从总体上看，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差，除像新加坡等经济较好的少数国家外，多数东盟国家人均GDP大多低于1 000美元，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能力不足，文化市场的发育程度低，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文化产业，的确面临较大困难。
      其次，由于宗教和民族的影响，这一区域内的文化认同度不高，甚至还有很明显的文化冲突。东南亚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结合部，自古以来为东西方交通的要冲、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再加上岛屿众多、内部联系松散，民族众多、民族成分复杂，长期遭受西方殖民统治等地理和历史因素，其宗教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十分突出，是世界有名的民族博物馆。据初步统计，整个东南亚地区共有400多个民族和部族，东盟10国中没有一个是绝对的单一民族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印度尼西亚有300多个民族和部族[6] (P49)；菲律宾有90多个民族；马来西亚有30多个民族；泰国有30多个民族；缅甸有135个民族和部族[i]；越南有54个民族[7](P5)；老挝有三大族系共68个民族[8]；柬埔寨有20多个民族[9] (P87)；文莱也有10多个民族；就连城市国家新加坡也有20多个民族[10] (P120)。在宗教文化方面，东南亚各国各民族也不尽相同。总体来讲，他们分别受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宗教文化区。
     中国文化区以发端于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文化，以及由印度传入的大乘佛教为代表，其地域包括越南、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华人居住区。越南在历史上长期以大乘佛教为主要宗教信仰，其大乘佛教是从中国传入的。由于历史上中国与越南特殊的地缘和政治经济关系，越南在文化思想、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乃至政治制度等方面受中国的影响很深，越南文化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由于其国内有众多的华人，他们对儒学、道家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伦理道德推崇备至，作为其遵循的道德准则。印度文化区以从印度经斯里兰卡东传的上座部佛教信仰为代表，其地域包括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也称为“上座部佛教文化区”。其特点就是绝大多数居民都信仰上座部佛教，上座部佛教的教义成了规范这些国家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方式、行为举止、道德规范以及精神和文化生活的极其重要的准则，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佛事活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极其重要的部分。
     伊斯兰文化区以伊斯兰教信仰为主要特征，其地域包括马来西亚和整个印度尼西亚群岛、文莱以及摩洛人居住的菲律宾南部地区。其特点就是绝大多数人民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教义成为规范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方式、行为举止、道德规范、精神和文化生活的重要的准则。例如，在马来西亚，有50%的居民信仰伊斯兰教[6](P495)，国家宪法明文规定伊斯兰教是国教。在印度尼西亚，约有90%的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文化区以从西班牙传入的天主教为主要宗教信仰。在地域上包括菲律宾大部分地区。据初步统计，菲律宾的基督教徒约5 5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0%以上。在基督教中，又以天主教派人数最多，占全国人口的83%，故菲律宾有“亚洲惟一的天主教国家”之称[11](P41)。由于至今基督教在菲律宾已经历了470多年(从1521年起)的发展，先后受到西班牙殖民者和美国殖民者的保护，因而在菲律宾民众中扎下了很深的根基，菲律宾成为东南亚的“基督教文化区”(此外，越南南部也是天主教徒较多和比较集中的地区)。菲律宾人民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文化教育、风俗习惯乃至国家的政治活动，都受到西方基督教神学观念和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当然，东南亚宗教和文化的多样性并不仅仅指东南亚只是受到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并非说上述四大文化区在东南亚是孤立地存在的。事实上，东南亚宗教文化的多样性，除了各种外来宗教文化的成分外，还包括以该地区民族特有的宗教文化为代表的本地宗教文化。在一个国家里，往往是多种宗教、文化并存，显示了其宗教、文化的复杂性。再加上各民族又都有各自的历史传统、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东盟国家中宗教与宗教、宗教与民族、宗教文化与价值观的冲突交织，矛盾错综复杂，“宗教政治化”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家间交往的障碍。第三，传统的安全问题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成为制约文化合作的因素。就传统形式的安全问题来讲，来自外部的军事干预和入侵的威胁虽然已大大降低，内部多边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不再很大，但双边的低烈度对抗乃至高强度的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仍然不能完全排除。此外，一些国家内部的政局动荡也给周边国家的安全带来威胁。
      就非传统安全问题而言，涉及的范围更广，情况更为复杂。东南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许多是冷战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如毒品的种植、提炼和贩运，武器走私，拐卖人口，非法移民等跨国犯罪，南中国海的海盗问题，环境问题等等，都是长期困扰东南亚地区安全的问题。但是，威胁性更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则是在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而出现的，譬如，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为各国所重视的金融安全问题，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而出现的信息安全问题，随着美国一“超”独霸国际格局的加速形成和对西方特别是美国不满情绪的滋长而出现的恐怖主义问题，以及SARS和禽流感等疫情的传播等等。此外，原有的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冷战结束后也有了新的发展，有的还有了新的表现形式。
      大量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存在和不断出现，不仅大大增加了东盟实现安全一体化目标的难度，而且严重影响了东盟内部的经济合作，延缓了东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冷战后东盟在维护东南亚地区安全方面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来看，其一直所致力的以东盟地区论坛为基础的多边安全合作在通过与区域外大国对话以减少外来威胁、增加自身的安全感方面的确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协调内部安全关系、特别是在进行成员国之间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安排方面却做得不够，协调能力还十分有限，因此，国与国的文化合作由此而产生防范心理。
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要建立“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合作区”，就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结构、文化宗教隔阂等各个方面来说，都存在相当的难度。但是，清楚地认识这些困难不意味着知难而退，而是使我们能采取更加冷静、务实的态度来对待它们，对于那些敏感问题，有的可以想办法克服，有的则采取暂时绕开的办法来解决，最终达到共同互惠、共同发展的目的。
 
（原文见《思想战线》2006年1期  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参考文献：
[1] 建立通往“泛珠三角经济区”桥头堡[DB/OL]·http//www. nanning. gov. cn， 2004-03-25·
[2] 刘　稚，王亚南，董　棣·发展人文经济，面向东盟开放[A]·2004 ~ 2005云南文化发展蓝皮书[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3] 温家宝·温家宝总理在第八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DB/OL]·中国新闻网， http： //www. sina. com. cn， 2004—11—29
 [4] 云南省商务厅·东盟市场展望[J]·商贸简讯，2004， (12)， (内部资料)
[5] 新加坡联合早报(电子版) [N] 2003-10-8
[6] Carlo Cadarola·Religionsand Societies： Asiaand theMiddle East[M]·New York， 1982·
[7] Dang Nghiem Van·Ethnic Minorities in Vietnam[M]·The GIOI Publishers， Hanoi， 1993·
[8] 王士录·云南面向东南亚“国际大通道”建设中的宗教文化交流[A]， 2004~2005云南宗教情势报告[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9] Russell R·Ross·Cambodia： a Country Study[M]·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0·
[10] 李毅夫等·世界各国民族概览[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6·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各国宗教概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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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关于缅甸的民族,说法不一,国内学者认为有42个民族,见贺圣达《当代缅甸》,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44页。但据缅甸政府20世纪90年代的统计,共有135个民族和部族,见钟智翔主编《缅甸研究》,军事译文出版社, 2001年6月,第3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