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批判 批判传媒

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写道，“媒体就是在传播过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的传播工具”。我们说，传媒既是工具就可利用。因信息是无限量的，而媒体传播的内容是有限量的，故媒体传播是一种选择性行为，有选择就有了可操纵性。

前面我们已阐述了传媒所特有的对社会的批判功能和舆论监督作用，毫无疑问，大众传媒对社会进步发展的推动价值、正向作用、积极力量、阳光面是媒体的主流。但不可否认，有时商业的力量及外来不良势力会左右传媒的立场、改变传媒的声调、破坏传媒的形象。

往远处看，所谓公正、民主、自由的美国，近年来报纸的头版也充斥着各种捏造、抄袭和虚假的报道，就连最权威的《纽约时报》和《今日美国报》也名列其中。媒体的可信度大大下降。美国著名的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不久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44%的美国公众表示相信美国媒体，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比例是80%。

改革开放前，中国传媒一贯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对公众的“知情”意识弱，很多传媒都只是传声筒，且时常犯：

“聋哑病”——带着消音的口罩，装聋作哑、不时“失语”；

“结巴病”——羞羞答答，吞吞吐吐，一带而过；

“官腔病”——官腔作势，大话空话。

可以说，各式各样的传媒虽长着不同的身躯，但却同有一个头脑。

改革开放后，媒体逐渐开放。媒体人的胆子也大了起来，一批新锐媒体突颖而出，那种试入禁区、放声高喊的欲望难以掩饰。如创刊于1984年的《南方周末》，崇尚民意是政府存在的基础，刻意打造“平民意识”和“民间立场”，敢怒敢言。该报刊词说：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因而，该报常常不自觉地把知识精英们的周末变得沉重、忧虑、愤怒、不忍休闲，竭力呼唤着潜藏在社会底层的良知和呐喊，凝聚起一股推动社会进步变革的新型力量。

《现代快报》也因打出“讲真话、办实事、树正气”的办报招牌，以敢写敢报而一改在市场上的长年颓势，发行量跃居省城早报之首。

人们在庆幸媒体能大声为民说话，说实话的同时，又不知不觉中感到很多媒体似乎跟另一种东西更为亲近 —— 金钱。因为媒体走向市场后，媒体间有了竞争，有了好坏穷富之分。媒体人的心态也开始浮躁起来，毕竟传媒业聪明人多，他们开始玩弄传媒魔杖，演绎出种种闹剧。

有偿新闻交易成瘾——媒体“失身”

专家指出，媒体所拥有的虽然不是对社会公共事务直接进行管理的“硬权力”，但因其稀缺性对社会的影响力，仍然可能借其手中的“软权力”寻租，吸引社会来“购买”，便可能在媒体中形成一个奇特的“权力卖场”。

事实上，受商业利益的驱使，很多媒体等不及客户上门“购买”，而是主动“出卖”。电视广播卖时段，报刊卖刊号、卖版面，一句话，不讲道义，只论功利，有偿出让“话语权”。

具体说，有的媒体也学着“傍大款”，既是权力的工具又做金钱的俘虏。企业你给钱，就帮企业吹。反之，企业你要做宣传，请先付费。有偿新闻冠冕堂皇，按商业新闻“烹饪手册”炮制新闻产品。媒体人频频向给钱人低头，我常常发现，当企业老板(大老板)请记者吃饭时，饭桌上基本上只存在老板的观点，记者只是点头。以前说媒体是党的喉舌，现在有人戏说是出钱人的喉舌。在全国房地产高涨的年头，房地产广告铺天盖地，众多媒体推波助澜，高唱颂歌，几乎一阵风成了房地产商的扬声器。一位房地产业内人士实话实说：“媒体是靠我们养着呢！”因为，房地产广告一度成了一些媒体的主要经济来源，因此有人不无担心地指出要“警惕媒体成了房地产开发商的喉舌”。

前些年，股市黑幕重重，有人指出，媒体是骂错了有过，而夸错了无罪，错误的吹捧远远多于错误的批评，事实上这也是一种欺骗。

媒体的有偿新闻突出表现为丧失原则地为广告主服务，被大广告主牵着鼻子走。老总常常要在编辑部与广告部之间搞平衡，维持与大广告主的关系，保住广告主在自家媒体的广告份额，内部划定保护圈。

2003年某美体仪每月在当地一报刊投放一定量的广告，但该报采编部门不知是否大意，有天如实刊发了几起消费者对产品的投诉文章，这下可激怒了厂家，扬言要停止向该报投放广告。结果报社相关负责人立即检讨，作为补偿炮制出一文：说是根据消费者的投诉，本报派出三路记者深入商场和消费者，对该产品的销售、服务、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求证，结论是该产品是如何如何好，为产品大唱赞歌。这种事例已屡见不鲜。

有的企业财大气粗，干脆花钱买断媒体某类产品的广告发布权，不让竞争对手在该媒体上刊发文章、广告，进行不正当的信息垄断。

注意，像类似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这样的财大气粗的广告主——传媒财神，由于互相竞争需要各自都拥有关系很铁的“后援”传媒。而且滑稽的是有很多媒体广告人为讨好广告主，时常充当起他们间的商业“间谍”，通风报信。

从全球看，传媒的私属化日趋严重，人们已经看到，大量的传媒在被财团染指和结盟，很多大企业不只是从经济的角度，而是从政治的考虑投资媒体。

1998年美国最具影响的新闻机构与1000家最大企业中的144家有经济联系，这些企业还至少与两家重要的传媒巨头有联系，其中6家最大的电子新闻机构的81名经理在104家大公司中兼职。出版160份日报的5家最大文字新闻机构的76名总经理与此1000家最大企业中的66家有关联。

如此，传媒的公信度受到不小的威胁。有专家尖锐指出：“实质上，新闻媒介是阶级价值观念及其业主和赞助商的经济利益的人质。”同年，美国报业编辑协会组织的一项调查表明，多数美国人对新闻媒体的“自由”持怀疑态度，有78%的民众认为新闻界立场偏颇，75%以上的民众对隐匿消息来源的报道表示怀疑。

国内近年来已有不少企业涉足传媒，如山东三联、上海复星、上海强生、江苏春兰、南京斯威特、三九集团、四川托普集团、TOM.COM等，大多是因盛传“传媒是国内仅存的最后一个暴利行业”而为，结果并非尽如企业之愿。

还有一事值得一提，2004年9月4日，央视4套《今日关注》栏目在关于俄罗斯北奥塞梯别斯兰市人质危机的报道中，滚动播出有奖竞猜信息，猜测人质危机死亡人数：“俄罗斯人质危机目前共造成多少人死亡？选项：A、402人；B、338人；C、322人；D、302人。答题请直接发短信：移动用户发答案至×××；联通用户发答案至×××。”此举引起观众的极大愤慨，不少观众在网上留言指出“传媒应有道德底线，不应借人质事件发财”。

此事引起了外交部、中宣部部领导的高度重视，结果当事人受到严肃处罚。

虚假新闻炒作成风——新闻“失真”

新闻界似乎已经约定俗成的共识，那就是独家和首发报道要比准确报道更值钱。故记者们往往迫于发稿时间的压力，而对文章草率处之，无以耐心求证。

过去，媒体们很呆板，说话一个腔调，报道一个口径，文章一个内容、一种观点。有时间人们只得按反向理解的逻辑来捉摸推测事情 真相。

现在媒体比较宽松，能说实话，但不少缺乏自律、虚假的东西几多泛滥。

有一个段子可谓一针见血。说是一牧民在草原上放牧，迎面碰上一个记者。记者说：现在海外在闹疯羊病，可以让我看看你的羊吗？

牧民同意了。记者匆匆看了看羊群，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问，回去以后发表了一篇《羊的骗局》。文章说牧民的羊群里有一只怪羊，并描述了那只怪羊的特征，还配了图片为证。于是羊的销路下降了。牧民把记者告上法院，说记者欺骗了舆论，因为他写的那只怪羊根本不是羊，而是一只牧羊犬。

见到风，就说雨，是媒体的流行病。现在媒体有个问题，很多记者缺乏专业常识，尤其大量跑财经的一线记者，大多是学新闻、学中文的，经常说外行话。正如很多专家和企业家所叹，“一知半解，非常无奈”，让不懂经济的记者写财经报道是件很危险的事，往往会造成对行业、对企业的无意伤害。

令人担忧的是，现在媒体每天为赶市，为挣钱，文活已变成了体力活。媒体人越来越年轻，大量媒体的一线记者的平均年龄仅20多岁，体力似乎比智力、阅历更为重要了。一位资深媒体人有天和我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欣赏年轻记者的才智、激情，但不能漠视他们阅历上的欠缺和空白。”

如果说无知还算是无意过错的话，那有意过错就不能让人接受了。近年来，大量的虚假医疗广告在媒体上大肆泛滥。还有，很多广告大户房地产开发商身边都养了一批记者，他们为讨好广告主，楼盘开工后，就开始写吹捧文章，制造迷人的新概念，开展各种花样的炒作，什么“阳光”、“绿地”、“美景”、“成功人士”、“精英领地”、“项级生活”、“时尚品质”，污水四流的地方可以说成是小桥流水，几棵小树可以说成绿树成荫。在媒体与房地产开发商的合作中，双方最情投意合的莫过于各种名目的楼盘评选，看起来很公正、客观，而且也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实际上很多是暗箱操作，自导自演。楼盘评比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广告投放量，说楼盘排名实则就是广告投放量排名。

另外，媒体还喜欢搞会展。2002年南京几大媒体一度同时搞房地产会展，搞得房地产开发商穷于应付，一天去两家现场参加开幕式。哪家媒体的钱都不能少给，都不能得罪，否则有好果子吃。

近年来，种种论坛、各种名目的“十大”人物评选，又成了媒体抢占企业高端资源、讨好企业老板的重要招法。可以说，很多媒体公布的榜单包括富豪榜其真实性、权威性是大打折扣的。

为了吸引眼球、产生轰动效应，大肆爆炒新闻、发动新闻攻势已成为媒体运作的“基本常识”，有些记者惟恐天下不乱，以猎奇的眼光，竭力捕捉挖掘“人咬狗”之类的新闻(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譬如，说你高层地震，正常的辞职或离职通过生花妙笔弄出很多雾水。一次长虹集团一高管病休，媒体报道说他辞职，另一长虹集团高管打趣地说：“现在有些媒体一有风吹草动就乱写，搞得我们这些人都不敢生病了。”

有人说媒体是十足的“势利眼”，当初可把你捧上天，翻脸就把你打扒地。

今天说这家企业出事了，明天说那位老板不行了，后天又有产品出问题了，不负责任。而且常常冠以什么独家报道、内幕、黑幕一波又一波。最后还要习惯性地留句话：本报(台)将继续关注、跟踪报道。

捕风捉影、道听途说。媒体常常成了谣言的摇篮，成了谣言的帮凶。而且，媒体们常常串通一气，热衷不断制造大众崇拜，营造符合各自利益的文化符号。有时为了抢占更大的地盘，传媒还充分利用各自的“话语权”相互对骂、相互打压。

另外，科技的发展也为媒体作假提供了方便，如2004年7月15日美联社就刊载了通过电脑加工处理夸大西安市暴雨造成水灾的新闻图片，引起一片哗然。

欺诈霸权成灾——权力“失控”

报刊虚报发行量已是公开的秘密。一位企业老总说，一份读者对象是厂长经理的报纸的记者找到他，说要在报纸上给他做形象宣传，他问记者你们的报纸发行量有多少？这位记者脸不红心不跳地说，360万。事实不足3万份。别人不说真话媒体要曝光，可报刊虚报发行量不说真话谁来管。要知道香港虎报的老总曾因虚报发行量而坐班房。

某市有阵子两份早报都同时公开在自家报上宣称自己是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早报。很多人说，这也讲透明，那也讲透明，为什么媒体自己不讲透明，这有人监督，那有人监督，为什么媒体说假话没人监督。

而且，某些媒体为拉广告，不择手段。如，突然给你来个电话说，我们接到读者投诉，反映你们的产品有什么什么问题，现和你们核实一下，如没什么出入，明天就见报了。吓得你敢紧说且慢，首先感谢报社记者的“负责”精神，然后申辩与事实不符或已得到解决，恳求文章不要刊发，希望多沟通、多合作。最后给出一笔广告费才能把事情搞定。更有甚者无中生有，先编个花样搞你一下，迫你来求他，最后凭钱说话。“曝光”成了媒体的杀手锏。

一天，我见一位房地产老总哭诉：因几百万广告费只投向一家媒体，同城另一家强势媒体大怒，整天在报上借“别人”之口指责这家公司的楼盘质量如何如何差，只要有人在网上发表了对该房产项目的不满，就加以利用发挥，等于让这家公司的广告全打了水漂。结果迫得这位老总还得拿出几百万广告费来摆平这家媒体。

据江苏某县宣传部老部长反映，有一年新华社发了篇反映当地开发区污染问题的内参，结果第二天就有人以电视台的名义打来电话说给6万元我们可以帮你们做点正面宣传。

2000年4月10日《报刊文摘》曾报道，称《中国食品质量报》两位记者向台商敲诈钱财，当台商交付广告费后，两位记者撤下《波力果冻发霉起泡搀杂质》的曝光稿，换上了《质量，“波力”的永恒主题》的长篇通讯。当然也有一些企业为了掩盖自己的问题不被媒体曝光，使用不正当手段来“摆平”某些记者的。

做媒体的也有不同的“圈子”，圈内记者相互帮衬，互给面子。如一记者与某企业有了过节，几通电话，群起攻之，虽属“非暴力运动”，但企业必然遭罪不轻。企业若得罪了媒体，媒体有时还会联手“封杀”、“雪藏”企业，让你在公众眼里消失。如2005年9月28日，为了参选奥斯卡，陈凯歌的商业大片《无极》在成都“点映”(类似奥斯卡放映)，由于安排“不当”，导致成都媒体娱乐版负责人紧急磋商，采取行动，一致对《无极》进行集体封杀。

媒体常常骚扰企业。一家外贸服装加工企业，建了一个网站，本希望做点企业的介绍宣传，联系一些业务，可网站一开通，众多媒体前来谈广告，要广告费。一家酒厂来南京建办事处，登了一条征招经销商的广告，厂商没到，众多媒体、广告公司找上门的很多。有的房地产开发商告诉我，一天要接待10多家媒体，而且有时同一媒体不同部门的人上门要钱。

媒体市场化后，很多媒体的下设机构、挂靠机构已是纯商业组织，但常打着传媒的旗号，以记者的名义来纠缠企业。

2005年太平洋建设集团严介和登上胡润富豪榜榜眼后，曾有一家有影响的电视媒体，同一栏目先后有不少于10人，累计超过50多次地来电来函以及上门要求进行采访，并要收取高额的制作费，搞得企业难以应付。

客观地说，现阶段我国媒体运作确有很多不规范，在舆论监督方面明明暗暗、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常借“舆论”之名，而不行“监督”之实，常常内外有别，搞异地监督，眼睛盯下不盯上，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更有甚者，竟将舆论监督当成了媒体商业策略中的一块“招牌”，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

在此列举了传媒的诸多不是，但决不否认传媒的主流是积极的、健康的，所体现的社会价值也是巨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体谅到传媒的一些实际难处。事实上，传媒的规范运作仍在构建之中，通常传媒并非一切行动自由，权大无边，而是限制多多。

例如，因别斯兰人质事件的“煽情”报道令大股东不满，2004年9月6日俄罗斯影响最大的日报《消息报》主编被迫辞职。美国在伊拉克制造的虐俘事件经美国媒体公开时也遭到了国防部的强力干涉。所以，很多重大事件的信息披露是不容易的。

另外，现在不只有媒体封杀企业、雪藏名人，反过来也有封杀媒体、冻结记者的情况。如某市政府举办事关民生大事的新闻发布会，就不通知当地曾刊发过批评政府文章的媒体。也有财大气粗的企业以撤销广告，停给广告、赞助费来阻止媒体的报道。2002年初，甘肃某市公安局对当地晨报、商报等媒体的16名记者下达了“封杀令”。原因是“个别记者因采访不深入，出现了一些严重失实的报道，这些失实报道既违背了新闻报道客观真实性原则，也损害了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形象，给公安工作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2005年10月，浙江某地发生交警因不满负面报道，冲进晚报社，“绑”走副总编事件。可以说，国内每年记者被打事件不计其数，也有黑社会出价500万要买揭黑记者“人头”的大案。

再有一点，由于过去媒体是吃皇粮，现在大多推向了市场，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媒体分化(有一种新说法叫“媒体碎片化”)，市场资源向优势媒体聚集，很多媒体自我生存陷入困境。可以预言，过去媒体大家都有的“好日子”将一去不返，尤其受网络的冲击，传统媒体将经历折磨和洗牌，媒体与企业的依存度将大大提高，媒体与企业的新型关系急需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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