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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文明时代的文化创新 ——为甘安顺《中国文化创新论》作的序 “文化创新”是当代中国一个前沿学术问题。要重新阐释这个重大问题殊为不易，要提出新世纪中国文化创新的策略更是难上加难。大抵因中国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习惯于“文化拿来”，很难想象还存在多少“文化创新”的可能性。这里面关涉到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就是“文化身份”的失落和重建的问题。 “文化身份”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它是拒斥文化霸权主义的前提条件。身份危机表征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总体危机。东方文化身份表明了中国立场的正当性。当务之急在于文化身份的确立，即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发展。如果中国经济日益发达，而文化却不断萎缩，必然会因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结构性内耗。因此，今天不仅需要全面振兴传统文化和创造新文化，而且为了减少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误读”，需要坚持文化的可持续“输出”，从而形成文化和经济均衡发展。在全球化中抵制一体化神话，彰显东方文化身份，重申中国文化立场。 在我看来，人类文明的历史可以分为陆地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三个时代。在全球陆地文明形态中，中国是最先崛起的文明之一，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在西方处于奴隶制度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比西方要先进得多，从而在两种文明相遇的时候进行了中国领先式的对话。作为东方大国，中国不仅发明了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并在哲学、天文、工业、农业、医药、瓷器、园林、航海、茶叶、冶金、制度等远远领先并影响了西方。可以说，如果没有纸的传播，西方的文艺复兴就是不可思议的；没有指南针，西人的航海和地理大发现就不可能实现；如果没有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西方只能在羊皮上印供贵族阅读的沉重的《圣经》，西方的大学也不会如此迅速地成为平民的知识圣殿。 然而，在海洋文明崛起的时代，中国成为“停滞的帝国”而被抛在身后。中国不仅在整体上感受到自我身份的失落，而且痛感亡国灭种的灾难。在启蒙与救亡中中国开始了自己新形象的寻求，并整体上形成百年西化的“现代化”文化价值趋向。西方成为了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实体和文化身份重新洗牌的场所，成为傲视群雄的经济文化帝国主义中心。当然，现代化不是美国化，现代化是各个国家自身的现代化。现代化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全世界脱离物质贫穷，脱离思想困境，脱离低下的生产力，是整个人类从陆地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进程。 人类文明没有停滞。如果说，以东方为代表的“陆地文明”成为人类文明最初的强盛的话，大唐辉煌的盛景和阿育王朝的鼎盛，令人记忆犹新。随着海洋文明——工业革命到来，曾经辉煌的“龙”“象”两个大国，几乎同时迷失了自我身份。但是在太空文明到来之时，两个近邻的大国开始发出以经济崛起为先导的文明复兴的吁求，引起了整个世界对于两国竞争力和战略的空前重视。不妨说，以西方为中心的“海洋文明”形成了人类文明中级阶段的全球化强盛，那么，东西方互相促进并曾给对方以新文化种子——东方文明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启蒙、影响、推进了西方文明，西方现在反过来传给东方以生命科学、纳米技术、电子技术等高端文明，使东方文明走向现代。进入现代化之后的人类，没有停止探索，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出现了——“太空文明”。 据专家统计，大量早期的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成果已经转化为产业，成为空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空间计划获得的技术已经为美国经济增加了2万亿美元。在本世纪的头10年，预期的高额利润将吸引大批资金注入到全球空间工业，大约为6500亿－8000亿美元。到2010年，美国在空间的资产将达到5000亿－600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美国在欧洲的资产。从500多年前的明朝，一个叫万户的中国人第一次利用火箭勇敢地尝试着飞天，到50年前西方人进入太空，到新世纪中国载人飞船上天，使得中国迅速成为“太空俱乐部”第三人。中国作为地球村公民在外太空文明领域做出了艰苦的努力。紧接着中国开始了登陆月球计划及其实施，计划实现三次月球探测后进行载人登月，推动了太空文明的全新发展，为人类文明创新和向未知的新领域挺进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无庸置疑，在大陆文明时代，中国是领先者，而西方是落后者；在海洋文明时代，西方是领先者，中国是落后者；在太空文明时代，中国与西方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向外层空间浩瀚宇宙的广度和深度飞升，为人类文明的明天拓展出新的天地。如果说，中国错失了500年前大航海时代并遭受了二百年的苦难，那么，中国没有错失“太空文明”时代。中西方将在太空文明时代重新审视对方，明白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不可能长盛不衰一统天下。只有不断的本体创新、探索发现、消除误读，才能使中国和平崛起并重振辉煌，才能使大陆文明的优胜者和海洋文明的优胜者在太空文明这一新的文明形态下互体互用，互补互动，获得双赢。 我们在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时，也要注意其弊端，应避免再次落入阿Q的“老子先前阔”的精神误区。同时也不能虚无主义到将自己的文化看成一团漆黑或一无是处。一个世纪以来，全球没有哪个民族像国人那样对自己的祖先骂得这么惨。哪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弊端? 德意志没有吗?日本没有吗? 美国没有吗? 国人什么时候能把“审父”变成“审己”呢？说到底，中国的文化对手不是西方，重新认识差异性的东方不是针对西方，而是针对整个人类的文化盲点。我主张历史性－民族性－人类性，我反对过激的民族主义，我申张宽博的“世界主义”，坚持人类之“体”，世界之“用”。 中国文化在历史长河和当代境遇中，经历了并仍然在经历着身份重塑和自身新传统的创新。在文明生生不息的创造性转换中，中国文化不断扬弃自身的负面效应并获得全新的精神命脉。文化精神兴衰依仗于“周行不殆”的道之动。思想“大道”的深厚廓大，可以使人在中国文化总体精神考察中，直观体认“人”与“道”的内在联系。文化具有三个重要维度，即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和实用文化。思想文化主要体现在儒道释三家。艺术文化主要是蕴含在各种艺术形态中的精神超越维度。实用文化则包括饮食、服装、民俗、节日等各个方面的文化范式。 应该说，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精神命脉是思想文化。中国文化中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分别形成中国思想文化的三个维度。儒家强调的是“和谐之境”，道家强调的是“妙道之境”，佛家强调的是“圆融之境”。和谐、妙道、圆融之境成为三家的最高境界。文化精神境界关涉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关系到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未来的创新走向。 中国文化的当代身份仍然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而绝非一个自明的问题。在这个强调文化身份的时代，民族指纹和血脉的保存意义何在？东方文化精神的发现与中西文化互动在全球化时代真的可能？知识分子在消费主义时代究竟应该有怎样的价值担当？有怎样的文化精神生态平衡蓝图？难道历史上有价值的精神之思，都将被时间逝水渐推渐远而终归于无？ 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有赖于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和勇于创新。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和公正者应为弱势群体发言，即使面对国际重大的话语权力和政治势力也不能涂抹自己的立场。面对后殖民时代，批判是学术发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仅仅是将知识消解为零散的碎片，仅仅不断复制自身的“批判话语”，而无视问题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就难以出现人类知识的新增长，致使话语批判变成时代知识主流的泡沫。知识分子在特定境遇下的生存智慧，因为知识分子是文化身份的命名者，而不可能跻身为“沉默的大多数”。 我想，痛之所以为痛，不仅在于痛本身，更多的是源于痛者的孤独。知识分子必须是对现实问题的先行见到和预先警示者，这种清醒的责任意识和所怀有的德性操持，决定了知识分子必定是负重独行的精神行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身份和立场已然成为经济崛起后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知识分子价值重估的人本地基。 但是，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崛起。文化创新让然成为一个亟待填补的精神生态空白点。可以说，在长达20年时间内，学者在一个个地细读、消化、评论西方思想家，但是没有看到整体性地对中国当代20年以来的思想家文化学家加以研究的著作。中国当代文化的前沿话语是同整个世界前沿话语相连的，其重要语境是全球化和多元化构成的一种特殊的张力场。在这一张力场中，文化的创新与中国立场紧密相关。 在我看来，“西方文化中国化”的进程已经推进了一个的世纪了，新世纪重要的工作是“中国文化经验的世界化”。这意味着，中国文化不再自我菲薄，同时意味着西方中心主义必然要收敛而学会尊重差异性文化。历史文献不是一堆“死的文化”或文化的“死的记录”，相反，文献中体现的文化，是历史的“人化”与“化人”的历史。传统文化只有不断成为新的文化传统，才能使文化传承流布。文化创新价值主要功能是表达心灵境界和精神价值的追求，反映生命时代本质特性和走向未来之境的可能性。传统思想对当代思想是一种规范和砥砺，而当代文化思想定位则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审视和选择的一种深化。文化正是在选择和再生中不断提高选择主体——现代人的文化素质。文化之根系乎人，文化目的则是为了人和人自身的价值重建。作为文化精神核心的艺术，是对主体生命意义的持存，对人类自由精神的感悟，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 正是基于这的立场和体认，当甘安顺先生来信申请到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并打算利用访学一年多时间写成《中国文化创新论》时，我读信以后眼前一亮，感到心有戚戚焉而引为同道。在燕园一年的时光，我们有数不清的对话和无数次探讨修订，彼此加深了对道体光辉的体认。用过艰辛的努力和精神修为，安顺先生全面提升了这部书的思想重量和精神张力——不仅系统地解释了中国历代文化创新的含义，从中国既有的文化创新理论资源和史实中披沙沥金，总结文化创新的中国经验和普遍规律，而且认为中国文化身份出现了辩识上的危机，需要重新探索现代文化与新世纪文明创新的途径和方法。 这部书深深地体现了这位知天命之年的知识分子的内在良知，表征出安顺将学术看成“天下之公器”的精神。同时，“为伊消得人憔悴”， 他苦心孤旨，虚心勤勉，数易其稿，终于成书。我感佩其精神，更欣赏其勇毅。深夜读完全书，欣然命笔作此文。 王岳川 （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国际书法协会副主席，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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