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最初是抱“写着玩玩”的心态写起小说来的，那时，他还“不懂何为技巧，哪叫控制。”只好“信口开河，抓住一点，死不放手，夸大了还要夸大，而且津津自喜，以为自己的笔下跳脱畅肆。”特别是人物描写上，有明显漫画化的趋向。这在他最早的三个长篇《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中，多有体征。不过，若撇开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不谈，单论以纯熟的京白写小说，老舍1925年在伦敦写的第一个长篇《老张的哲学》，几乎就是上世纪20年代最好的北京口语教本了。直到今天，那些纯粹却略有失纯净高贵的京腔韵致，依然会从许多老北京人的嘴里不经意地飘出来。

　　我想可以说，老舍以书面的形式提纯了许多北京人口语的日常表达，而北京人许多约定俗成的大白话又一经老舍的点拨，也变得有了文化。如果细分，正像老舍的文学与北京的文学是有区别的一样，老舍文学的北京口语，与北京的老舍文学之外的口语是有区别的。老舍的特色绝不仅仅在于他的“京味儿”，他的文学包含了“京味儿”，而“京味儿”却远不能涵盖他的文学。

　　也许是因为老舍前期创作在语言上过分强调了保持生活化口语的原汁原味，而使一些批评家在几十年之后仍觉得他是贪呈口舌之快，难免显出北京人特有的“贫嘴”，相对缺乏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文风的严谨讲究。其实老舍从一开始就自觉意识到了这一点，写《老张的哲学》时，因明显感到“以文字耍俏本来是最容易流于耍贫嘴的。”到写《赵子曰》时，便有意力图使文字变得“挺拔利落”。无疑他是有意识地尝试用“顶俗浅白的字”造出“物境之美”，“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作为艺术家，他追求的是“用最简练有力的词句道出最高的思想和最复杂的感情。”

　　也就是说，老舍在“我们创造人物，故事，我们也创作言语！”“我还始终保持我的‘俗’与‘白’”的同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蕴藉在人物灵魂深处和潜隐在故事背后的思想。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在剥去了故事的外壳之后便所剩无己，它就是一副没有骨肉的空架子，其价值便只在用故事去填充世俗的情趣时空，是没有艺术灵魂的；而倘若它有一个宏大而坚实的内核，并闪耀着壮阔而高贵的思想精神光芒，它就会有着永久的艺术生命力。这样的作品才有可能不朽。老舍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看作是用文字构筑的全景展现北京人情市井、世俗风物与历史文化的俗白的“清明上河图”，既是艺术的集大成，更是人文思想的剖面图。

　　老舍几乎是中国现代最会“讲故事”的小说家，他的中短篇小说同他的长篇小说一样好看，在有限的篇幅里，用幽默激活讽喻，用诙谐撩拨鞭挞，用人物和故事穿透时代和历史，超越了纯粹“京味”与“满族情结”的精神文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