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锁记》里，象“约摸”、“捻一捻裤脚”、“睡罢！睡罢！快焐一焐”、“小姐的头发怎么这样稀朗朗的”、“窗外还是那使人汗毛凛凛的反常的明月”、“她这架子是冲着谁搭的”等等，全部是吴方言中，至今还在用的鲜活的口语。口语化的短句，只有吴语区的人才深有体会的活灵活现的动作词语，充溢全篇。请看下面两段：

　　“……七巧扶着头站着，倏地掉转身来上楼去，提着裙子，性急慌忙，跌跌绊绊，不住地撞在那阴暗的绿粉墙上，仿佛青袄子上沾了大块的淡色的灰。”“每逢她单叉着裤子，揸开了两腿坐着，两只手按在胯间露出的凳子上，歪着头，下巴搁在心口上凄凄惨惨瞅住了对面的人说道……谁都说她是活脱的一个七巧……可是她的小小的嘴过于瘪进去，仿佛显得老一点。她再年青些也不过是一棵较嫩的雪里红——盐腌过的。”我在这些精致的文字里，看到的是爱玲如火纯青的炼字功夫，就象练成了《葵花宝典》的东方不败一样，已经到了隐隐有些令人可怕的程度。她似乎没有为我们这些后来者考虑一下，我们再前行的余地有多大？难怪苏童要发出这样的感叹，“怕看张爱玲的文字”。苏童是苏州人，他当然理会得张的文字到底好在哪里，可怕在哪里。

　　吴语区的范围，大致在长江三角洲这一块，东面到上海，南面到宁波绍兴，西面到丹阳，北以长江为界。这一区域内，虽然方言中有方言，有意思的是大家各自说家乡话，基本上能交流。其中，杭州话也许是个例外，至少我听起来较之宁波话是费力多了，据说这和南宋在此定都，当时的北方官话掺入有关。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这个区域附近，有三种方言我耳熟能详了好几年，还是听不大懂，于我大概仍是到了国外一样，它就是苏北方言、南京话和温州话。这也许就是苏锡常一带，人们为什么面孔一致朝东，看齐上海，而不是朝西向南京，虽说南京是他们的省城，但这个意识于他们来说，很淡。当然，上海是全国的中心，魅力非常，但我想，更重要的因素还是在于语言的亲和力上。我看张爱玲用上海话写的那篇有趣的《有女同车》，会发笑，可是听赵本山、宋丹丹等北方大腕的小品，那些东北方言，那些当然是很微妙的谐音、语调，我就欣赏不了了。所以我还是喜欢听王小毛唱滑稽戏。

　　作家生长环境中的方言，多多少少会融合在其作品中，并对读者产生影响，连带会影响批评家的欣赏角度、眼光。一个不会说吴方言的读者，也许体验不到韩邦庆、张爱玲作品中最精妙、最细致的美，这不失为一种遗憾；但是，一个上海人或是苏南人，虽然会讲普通话，如果没在皇城根下呆过，老舍、王朔作品你看了也许觉着可以，但到了出彩处，北京人看了会笑，你不一定会。上帝弄人。方言也好，语言也好，即使有翻译，总是会丢失掉最妙的地方。安东尼·伯吉斯的《发条橙》，里面有好多连英国人也不一定听得懂的“伦敦英语”，翻成中文，精华至少要十去其五吧？阿城曾说过，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书，译成中文语境中所对应的最佳笔调，是王朔式的，那我们现在的译本呢？以批评家来说，夏志清那么推崇张爱玲，和他是苏州人这一关节，肯定会是有影响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也不难理解谁在力捧王朔了？

　　一次在银行，听到柜外一男子，与柜内一女子调侃，大概他们是熟识的。那女子有姿色，嘴也很厉害，说，“你在我面前是老三老四，当心回去在老婆面前跽搓板。”我莞尔一笑，因为我记得爱玲在《有女同车》里，也用到这个“跽”字，“定规要侬跽。跽呀！跽呀！”在吴方言中，这个“跽”字，不读ji这一普通话中的音，而是读如ju（音局）。要是换成北方话中的“跪”字，意思是相似的，韵味却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