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贾平凹的创作时不能不说到他的语言实践和语言策略，这其中主要的是古白话、文言、土语的运用。他的许多散文小品几乎纯用文言写成，《废都》、《白夜》则带有很强的明清话本小说的风格，而自“商州”系列以来一直到近作《高老庄》、《怀念狼》，都夹杂着大量的方言土语。

　　贾平凹曾在散文《说话》（1993）中讲自己不会讲普通话，说他习惯于生活在方言的天地里。就一般通行的文学语言观而言，当然是提倡以现代典范的白话文作品为标准的，但为了语言的生动，可以在改造的前提下使用一些方言和古语，这是建立在修辞的前提下的，但是像贾平凹这样大规模地使用方言或古语（如果明清白话也属于古语的范畴的话，因为它们区别于现代白话即现代汉语）就不仅仅是一种修辞策略，不仅仅是一种语体效果了。

　　如果稍稍说开去，这实际上关系到现代母语的建设与如何评价五四以来的现代汉语的历史进程问题，事实上，我们现代白话文的历史还很短，还不足百年，企望或认为这近百年的历史就能诞生成熟的语言，那是幼稚的。回顾这段汉语的历程，我们会发现，它受到太多的文化立场的干扰，受到了太多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也许，当年腰斩汉语自然演进的历史是对的，因为首先的目的不一定是语言，而是文化问题，要推翻阻断旧文化，必须废置它的传播通道，同时，为了强调统一意识，也必须尽可能地限制方言的权力。但是，如果时势发生了变化呢？如果在“过”了之后认识到文化承传的“不及”，认识到必须接通汉语的文化血脉，同时认识到“礼失而求诸野”，一方面是为了语言多样性的需要，一方面也是为了丰富由方言带来的语言文化信息和由文言负载的文学意象，那么，有没有可能对我们的语言策略作一些调整，来重视古语与方言在新一轮文学语言建设中路子也是可以走的，他在小说中袭用了不少笔记小说和话本小说的文体风格，在散文中也继承了明清小品的路数，目的决定了手段，关键不在于语言形式，而在于其涵蕴和传播的人的作用？不仅是狭义的语言，广义的语言也可以作如是观，比如文体，贾平凹（不少作家也与贾平凹有相似相近的立场）认为现在的小说走的是域外引进的路子，其实，中国传统的文内涵，这就是贾平凹的语言观促使我们思考的问题的本质。

　　也许，贾平凹有着过多的本土文化的重负，在他的自然观、城乡观、文人观以及审美观中，我们已经感到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推动和同样强大的掣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