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宋前期枢密院武职官员地位及权限之分析

    综合前列人数和分析对比数据的情况来看，在北宋存在的167年期间，枢密院内武官不仅有人数逐渐下降的趋势，而且武职出身者的实际地位和影响也在明显下滑。大致而言，宋初枢密院武职出身长贰尚有较高的地位和一定的权力，到宋真宗以后，其地位和权威便日益降低。特别是在宋仁宗时期，武将出身的西府长贰或为庸碌之辈，受到轻视；或小有军功，便遭受猜忌、打击，遂几近为摆设之物。到嘉祐以后，枢密院实际上成为文臣的一统天下，武将则几乎被清除殆尽。以下试以宋真宗与仁宗之际为界将北宋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就枢府武职出身者地位的变迁状况，从考察具体人物的角度入手进行比较分析，以探究“以文驭武”方针在枢密院的影响。

    北宋建立初，枢密院长贰并用文臣、武将，而武职出身者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任职时间上都略占优势。如最初沿袭后周旧制，以武臣吴廷祚与文官魏仁浦并为枢密使。以后，文臣赵普和魏仁浦主宰枢府二年。但随之，武将出身的李崇矩连续独任枢密使八年多时间，为宋太祖朝枢密院中任职时间最长者。在此期间，还曾有三年时间由李崇矩与将官出身的副使王仁赡完全掌管西府。开宝五年，李氏因“赵普为相，与崇矩分秉国政，以女妻普子承宗。太祖颇不悦”，才罢官出镇地方［1］。李崇矩遭黜后，文官沈义伦和武官楚昭辅以副使身份掌枢府，正使则虚位近三年半之久，才由大将曹彬接任。不久，宋太祖即死去。由此看来，赵匡胤时代充分考虑了武将熟悉军情的特长，在枢密院中给其足够的重视，使其作用得到应有的发挥。如李崇矩和曹彬，皆历经沙场，以军功获誉，因深得开国皇帝信任而主掌枢密院。这正与宋太祖朝处理文武关系的基本原则相吻合。也可以说，当时虽不遗余力削藩镇、收兵权，也竭力恢复文臣的权威，以消除武夫跋扈的阴影，但并未忽视武将的作用和地位。

    宋太宗一朝，因为弑兄篡位的阴暗心理影响，故对武人无疑更加猜忌和防范，并采取了更多的压制武将力量的措施［2］。但赵光义毕竟也出身行伍，还不至于在观念中抛弃军人这支力量，所以在枢密院机构中仍然延续了旧制，并用文臣、武将。其中曹彬任枢密使有七年时间，武将楚昭辅任枢密使五年，武职出身者赵镕任知枢密院事一年多，武官王显则出任枢密使达八年之久。另外，王显、楚昭辅、柴禹锡、赵镕、张逊、杨守一及弭德超等武职出身者在此期间还先后担任枢府副职，时间各有长短。而与此同时，文官担任枢密院正职者人数相对较少，时间也较武将短得多。然而，这些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正是从宋太宗开始，在刻意推行抑制武将政策的形势之下，枢密院虽在形式上保留了昔日以武人居多的旧制，但在实质上却弱化了武职长贰的角色作用，将大量具有军职身份却无武将本色的亲信之徒安插在枢府要职之上，为自己掌管军权。如王显、柴禹锡、赵镕、张逊、杨守一及弭德超等人，皆为宋太宗藩邸亲信、属吏，名为武官出身，却几乎全无战场经历。他们或以恭谨见用，或以理财出名，或以告密得宠。如王显“初为殿前司小吏，太宗居藩，尝给事左右，性谨介”，从而得到重用。史称其“居中执政，矫情以厚胥吏，龊龊而已”［3］；柴禹锡在宋太宗藩邸时，“以善应对，获给事焉”。赵光义登基后，柴氏积极替天子刺探外臣动向，所谓“每夜值，上以藩府旧僚，多召访外事”。终于以“告秦王廷美阴谋，擢枢密副使”［4］；赵镕“少涉猎文史，美书翰，委质晋邸，以勤谨被眷”［5］；杨守一则“稍通《周易》及《左氏春秋》，事太宗于晋邸”，后与柴禹锡、赵镕等人迎合宋太宗需要，因制造秦王廷美狱案而平步青云［6］；张逊以晋邸随从出身为武官，但长期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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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称：《东都事略》卷25《李崇矩传》，四库全书本。
［2］参见本师漆侠：《宋太宗雍熙北伐》，《河北学刊》1992年1期；漆侠：《宋太宗与守内虚外》，《宋史研究论丛》第三辑，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
［3］《宋史》卷268《王显传》。
［4］《宋史》卷268《柴禹锡传》。
［5］《宋史》卷268《赵镕传》。         
［6］《宋史》卷268《杨守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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