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药榷货事务，因货利而升迁［1］。而臭名一时的弭德超，更是以诬告曹彬之事而立即获得枢密副使之职［ 2 ］ 。难怪元朝人修《宋史》时称：“自柴禹锡而下，率因给事藩邸，以攀附致通显······故莫逃于龊龊之讥。”［３］
    在赵光义费尽心机打压武将，营造“崇文抑武”政治气氛的背景之下，原本就以谨慎见长的大将曹彬，愈加谨小慎微，甚至在街市上与士大夫相遇，也不得不作出退避让路的姿态。所谓：“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尝忤旨，亦未尝言人过失。”“位兼将相，不以等威自异待。”尽管如此，曹氏以后仍不免因受到猜忌而遭罢黜，即使当弭德超诬陷之事败露，也未能复职［４］ 。宋太宗时代枢密院内武官长贰的上述畸形状况，完全是统治者处心积虑锻造的结果。既然在两次北伐失败后完全转向“守内虚外”，自然也就无需良将猛士，而逢迎顺从的武职人员与文臣配合，正能满足君主集权的需要，使枢密院成为制约将帅、控制军队的得力工具。
    宋真宗即位后，在各项方针政策上都继承了所谓的祖宗之法，事实上主要是宋太宗后期制定的统治原则。其中在枢密院用人体制上，又在继承乃父既定方针的基础上向进一步抑制武人的方向发展。在此阶段，如前所述，枢密院中文官逐渐在人数上和任职时间上与武臣大致对等，从形式上已改变了以往武人居多的局面。而实际上，自“澶渊之盟”之后，统治集团安于现状，羞谈用武，文臣遂开始掌握了西府的支配权。如从景德三年至大中祥符七年的八年多时间里，文臣王钦若和陈尧叟连续并任枢密使，参与导演了东封西祀活动，深得宋真宗的宠信。此后，王、陈二人又再度主宰枢府数年。另外，寇准、丁谓及冯拯等文官大臣也先后掌管西府。
    宋真宗朝武官出身的枢密院长贰，除了前朝旧臣曹彬、王显前后任职二年多外，主要任用了周莹、王继英、马知节、曹玮及曹利用等人。这些武官在浓烈的“崇文抑武”气氛之下，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扮演着陪位的角色而已。如宋人所言：“上崇尚文儒，留心学术，故武毅之臣无不自化。”［５］如仍为宋太宗藩邸出身者的周莹，其所为连宋真宗也认为是“庸懦不智”，从而遭到朝臣们的轻蔑［６］ ；王继英原为宋真宗潜邸旧人，其特点也不过是“小心慎靖，以勤敏称”［７］ 。周、王二人在枢密院，其职权自然受到担任副职的文臣王旦、冯拯及陈尧叟的制约。马知节出身将门之子，算得上是一位有见地的良将，曾长期在西陲和河北前线御敌，颇有战功。不仅如此，马知节还关注国防建设。他在出任签书枢密院事后，面对议和后粉饰太平、轻视武备的局面，多次在各种场合呼吁：“天下虽安，不可忘战去兵，”［８］ 但却长期遭到主政集团的冷遇，无法作为。据王旦之子王素追忆：马知节与王钦若、陈尧叟“同在枢府。一日，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至则见冀公（即王钦若）喧哗不已，马则涕泣”［９］ 。由此可窥见其处境之一斑。马氏终因与王钦若、陈尧叟不和而被驱逐出枢府。以后，马知节虽再度返回枢密院，但任知枢密院事不足一年又被排挤出朝［１０］ 。曹玮则是曹彬之子，从军后长期镇守边关，颇有谋略，曾提出压制西夏的有关良策。史称其“为将几四十年，未尝败衄，威镇西鄙”。然而，曹玮却因被丁谓视为寇准之党，而被罢免了签书枢密院事一职，长期受到打击。其结局与马知节相似［１１］ 。在宋真宗朝后期，惟有曹利用在西府的权位相当稳定，先后任长贰之职长达八年之久，官加同平章事，封国公。以后，他又在宋仁宗前期继续任职近七年。曹氏之所以能够如此，则完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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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史》卷268《张逊传》。
［2］《宋史》卷470《佞幸传·弭德超》。
［3］《宋史》卷268“论曰”。
［4］《东都事略》卷27《曹彬传》；《宋史》卷258《曹彬传》。
［5］［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0。
［6］《宋史》卷268《周莹传》。
［7］《宋史》卷268《王继英传》。
［9］王素《文正王公遗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7年。
［10］《宋史》卷278《马全义传附马知节传》。
［11］《东都事略》卷27《曹彬传附曹玮传》。

因为附会丁谓及刘后集团的结果。宰相李迪就曾抨击其为丁谓奸党［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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