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北宋后期枢密院武职官员地位及权限之分析

    从宋仁宗时代开始，武职出身者在枢密院已完全处于被压倒的局面。其人数和任职时间既远远低于文臣，其职权更是不值一提，不过碌碌无为而已。
    在刘太后当政期间，曹利用连续任枢密使近七年时间。曹氏本人的情况自不用说，以后如张耆、杨崇勋、夏守赟、王贻永和王德用、狄青等两类人，在枢密院中的表现也都无不令人失望。张耆、杨崇勋及夏守赟三人，皆因出身宋真宗藩邸卫士而受到重用，但品行素质却都极为低劣。其中张耆因曾帮太子收留过日后贵为皇后的刘氏，遂官运亨通。宋真宗后期，张耆任马军都帅，在选兵时因处置不当，几乎引起兵变。宰相王旦调和矛盾，提出“累奉德音欲任张耆在枢府，臣以未曾历事。今若擢用使，解兵柄，谋者自安矣”。“乃进耆为枢密副使”［２］ 。宋仁宗即位初，刘太后再将张耆安插到枢密使的要职之上。然而，张耆既无战功，又无谋略，只会坐享厚禄，在中枢充当木偶。史书还称：张耆富甲一方，但极为吝啬，竟在家中设置店肆，本家所需百货都要从中购买。他还为家人看病，并出售药材，“欲钱不出也”［３］ 。杨崇勋以密告寇准谋立太子称帝之事，得到丁谓及刘皇后的赏识。明道元年，因刘太后的推荐，杨氏出任枢密使。据记载，杨崇勋因好攻讦，故“人以是畏之”，然无他才能，又性贪鄙，曾役使军人打造“木偶戏人”，在京师出售［４］ 。至于夏守赟则懵于用兵，所谓“性庸怯，寡方略，不为士卒所服”［５］ 。尽管如此，夏氏却在陕西卸去统帅之职后转任枢密使。王贻永的情况与前者稍异，据《宋史》称，王贻永乃宋初宰相王溥之孙，枢相魏仁溥外孙。但王氏同样无从军经历，因尚郑国公主而获右卫将军的武职。此后，其坐享富贵，曾任地方长吏。正是这样一位纨绔子弟，竟先后任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和枢密使长达十四年，为北宋历史上所少见。按照宋朝“徒尊以高爵，宠以厚禄，使之贵而无位，高而无民”［６］的待外戚之法，王贻永不可能掌握实权，所以其虽长期置身枢密院中，但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摆设。故史称：“当时无外姻辅政者，贻永能远权势，在枢密十五年，迄无过失，人称其谦静。”［７］
    在宋仁宗时代，出现以上庸懦武臣忝位枢府的现象，实在令人可笑。难怪当时的富弼曾激烈地指出：枢密使掌天下之兵柄，“代天子之武威”，像夏守赟这样既无清名又乏才术者入居西府，势必遭天下人耻笑［８］ 。其实这不过是当时“以文驭武”政策的极端化体现，特别是刘太后垂帘时期保守政治的产物。惟其如此，才能将武将的地位压到极点。在此用宋人张演的话评说，就是：“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９］ 在此阶段，另类的王德用和狄青，其在枢密院的遭遇几与以往马知节、曹玮的结局如出一辙。
    王德用为宋太宗、真宗两朝庸将王超之子，但性情却不同于乃父。他17岁时随父出师西夏，就显示出沉着应战的良将素质。以后，王德用长期带兵，通晓兵略。宋仁宗亲政后，王德用先后任签书枢密院事、知枢密院事六年左右。在对夏开战前夕，他曾主动请求领兵征讨。但就在此时，他却被排挤出朝。其原由是“状貌雄毅，面黑，颈以下白皙，人皆异之”。另外，王氏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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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史》卷290《曹利用传》。
［2］王素《文正王公遗事》。
［3］《宋史》卷290《张耆传》。
［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6；《宋史》卷290《杨崇勋传》。
［5］《宋史》卷290《夏守恩传附夏守赟》。
［6］《东都事略》卷119《外戚传》序。
［7］《宋史》卷464《外戚传·王贻永》。
［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4。
［9］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21《官门》，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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