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对朝廷来说显然不是一件好事［１］ 。因此，在维持传统家法的旗帜下，当政者便毫不留情地把狄青驱逐出朝。
    在宋仁宗统治期间，“以文抑武”方针的影响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当时文臣不仅主宰了军队的最高指挥权，而且在战场上也成为方面军的统帅。如夏竦、范仲淹、韩琦及庞籍等等文臣都是西北前线的指挥官，而武将只能扮演副手和下属的角色。难怪曾任枢密使的文官田况引用时人的话，抒发了如此惊人的看法：“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２］在此局面下，枢密院自然也成为文臣的天地。甚至在庆历二年，权相吕夷简还一度“判”枢府。章得象、晏殊及贾昌朝等人也曾以宰臣身份兼任枢密使。以后，贾昌朝等请免兼枢密使。但“凡军国机要，依旧同议”［３］ 。这就标志着枢密院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书的附庸。诚如韩琦就任枢密副使后所言：“夫枢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多苛碎纤末之务。”［４］所以，在此阶段枢密院的武臣长贰进一步受到排挤、打击，便不足为奇。正因为如此，就连贤相王曾也曾当着刘太后的面贬称武将出身的枢密使张耆，不过是“一赤脚健儿”［５］ 。
　　从宋仁宗嘉祐元年罢去狄青、王德用的枢密使职务后，一直到北宋覆灭，枢密院中几乎成为清一色的文臣衙门。在这七十余年的时间里，枢府内仅有郭逵和种师道两位武将。其中郭逵在宋英宗治平时任职签书枢密院事只有一年多，并且大部分时间还以陕西四路宣抚使的身份出镇在外。而郭逵任职枢密院的背景，也颇能说明问题。据记载，当有人责问宰相韩琦为何用郭逵在枢府时，韩琦道出了原委：“始英宗欲用郝质在西府，公（韩琦）谓质固得，但二府论道经邦地，使一黥卒处之，反使不安。如狄青才业为中外所服，一旦居此，论议卒纷然而去。爱之适所以害之。英宗沉吟久之，曰：‘如此则用郭逵。’琦亦以郭逵粗胜质，遂然之。既阻其一，又阻其次，不可”［６］ 。至于种师道的情况，也属异常现象。在金军大举进攻，北宋统治岌岌可危的形势下，种师道奉命率西师解围，同时被授予同知枢密院事等官职，但显然是挂名虚衔。从获得同知枢密院事之衔到几个月后病死，种师道在京师的时间屈指可数，实在与西府职权无涉。因此，在这一相当长的阶段中，“以文驭武”政策在枢密院中可谓完全走过了头。
    根据上述对比分析可知，北宋历史上枢密院中文臣、武官之间的比重和地位经历了显著的变化，而这种变迁是逐渐向着不利于武将的方向发展的。其根源自然在于“以文驭武”及“重文轻武”方针、政策的影响。而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局面，除了与北宋建国前后的大背景环境有关外，也与以往枢密院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有关。如所周知，枢密使制度源自唐代宗时，其主要职责是在皇帝身边负责军事机要，但长期由内侍把持，成为唐后期宦官专权的重要工具。五代时期，由枢密使而演化出枢密院机构，其地位日益膨胀。如后唐庄宗时，以郭崇韬为使，“始分掌朝政，与中书抗衡”。甚至宰相豆卢革还因所兼弘文馆学士与郭崇韬父名“弘正”同字，而请改为昭文馆，“其畏之如此”。以后，安重诲、范延光等武将为枢密使，“尤为跋扈”［７］ 。一时枢密使权势炙手可热，枢密院也沦为军权主宰朝政的核心组织。如宋朝人所言：“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事皆归枢密院，至今谓之二府，当时宰相但行文书而已。”［８］ 可以说，无论是宦官利用枢密使之职干政，还是武夫以枢府凌驾宰相，都打破了正常的政治秩序，削弱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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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史》卷319《欧阳修传》。
［2］田况：《儒林公议》，四库全书本。
［3］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1，四库全书本；张方平《乐全集》卷20《请不罢两府聚厅商量公事》。
［4］韩琦：《韩魏公集》卷12《家传》，丛书集成初编本。
［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7。
［6］强至：《忠献韩魏王遗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7年。
［7］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1。
［8］王銍《默记》卷上，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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