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集权统治。因而，宋初统治者必然从中汲取教训，进行必要的整改。即：一方面保留枢密院体制，以分割宰相权力，达到增强君主对朝政控制的力度，所谓：枢府与中书“号称二府，礼遇无间。每朝奏事，与中书先后上所言，两不相知，以故多成疑贰，祖宗亦赖此以闻异同，用分宰相之权”［１］ ；另一方面，又限制枢密院对行政体制的干扰，其中主要是通过控制武将在枢密院中的影响和逐渐重用文臣的办法，来防止将帅操纵军权、左右政局。
    应当说，宋初武将在枢密院中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宋太祖即位后，凡用兵皆与枢密使吴廷祚商议；在亲征叛臣李筠和李重进的两次行动中，又以吴廷祚为京师留守的要职［２］ 。即使是宋太宗时，在军事上也能听取枢府武职长贰的意见。如赵光义打算征讨北汉时，因考虑到周世宗、宋太祖几度亲征失败的先例而犹豫不决，遂召问枢密使曹彬。当曹彬提出可行的主张后，“太宗意遂决”［３］ 。平太原后伐辽，史称：宋太宗力排众议，“即命枢密使曹彬议调发屯兵”［４］ 。足见曹彬在军事全局部署中之重要作用。至于雍熙三年北伐，宋太宗更是“独与枢密院计议，一日至六召，中书不预闻”［５］ 。而当时枢密院正职则为武官王显。然而到宋真宗以后，随着“守内虚外”局面的加剧，枢密院地位在逐渐降低的同时，武将在其中的位置和作用也日益沦丧。清人王船山对此时西府文武长贰的表现有这样的评说：“周莹、王继英之尸位中枢，不足责也”，“唯钦若、尧叟、冯拯之流闻边情而不惊于耳，阅奏报而不留于目”［６］ 。以至于北宋中叶后竟出现文官独掌枢府，武官被清扫出门的结局。诚再如王船山以下所言：
　　于是而宋所以应之者，固宜其茫然也······中枢之地，无一策之可筹。仅一王德用之拥虚名，而以“貌类艺祖，宅枕乾冈”之邪说摇动之，而不安于位。狄青初起，抑弗能乘其朝气，任以专征，不得已而委之文臣。匪特夏竦、范雍之不足有为也。韩、范二公，忧国有情，谋国有志，而韬钤之说未娴，将士之情未浃，纵之而弛，操之而烦，慎则失时，勇敢则失算。［７］
    这实在是对“武人跋扈”矫枉过正的结果，其危害是不言自明的。南宋时，朱熹曾尖锐地指出：“秀才好立虚论事，朝廷才做一事，哄哄地哄过了，事又只休。”“太祖当时亦无秀才，全无许多闲说。”［８］　这或许可以从反面说明北宋时期枢密院“以文驭武”方针、政策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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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1。
［2］《宋史》卷257《吴廷祚传》。
［3］《东都事略》卷27《曹彬传》；《宋史》卷258《曹彬传》。
［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
［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
［6］王夫之：《宋论》卷3《真宗》，中华书局点校本，1964年。
［7］王夫之：《宋论》卷4《仁宗》。
［8］朱熹：《朱子语类》卷110《论兵》，中华书局点校本，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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