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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他学英语，这是毛主席交给我的一项新工作。我从别人那儿得知，毛主席在延安时就自学过英语，但究竟达到什么程度，我不知晓。学习从哪儿入手，我心中无底。于是我建议说：“您看，是不是从学习一些短的政论文章开始？”毛主席欣然同意。我随即拿出一本事先准备好的英文版《人民中国》。当时，毛主席已年逾花甲。从那天起，我既是毛主席的政治秘书，又兼他的“英语先生”。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毛主席学习英语的兴致很高，无论在哪里我总是要在公文包里带着他学习的英语材料。他善于挤时间学习，经常在刚刚起床后，饭前、饭后，游泳、登山、散步之后休息时，在开会或会见内外宾客之后或长时间紧张工作之后学习英语。在外地巡视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飞机上，他随时挤时间学英语。除了重要会议或生病，未曾中断。1957年3月17日至20日，毛主席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在成千或数千人干部大会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双百方针的演讲，工作十分紧张。但沿途他学习英语的兴趣依然不减。从徐州飞往南京，从南京飞往上海，航程只有一小时。他除了给我书写了有关当地的古诗词外，其余时间，都用来学英语。学习中，他常常纵论时事，谈古论今，探讨学术。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后来被称作是毛主席“飞机上的工作照”，实际上并非毛主席的工作照，而是毛主席在飞机上学英语的照片。据我的日记记载，那是1957年春，毛主席南下视察工作，3月19日晨，从徐州飞往南京途中，他学英语时，由摄影记者拍摄的。 学习方法与众不同 同年11月，毛主席前往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庆典及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期间签署了共同宣言。当时，不少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对苏联的“老子党”作风很有意见。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毛主席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交谈，向他们做工作，整个过程非常紧张繁忙。可毛主席学习英语却未曾中辍。往往天色未明时，邀我到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寝室去帮他学英语。 毛主席毅力非凡，他对我说：“决心学习，至死方休。”1959年1月自称学习英语“到处碰石头，很麻烦”的毛主席要给自己定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学习，能够看英文的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我考虑到他要务缠身，日理万机，为了节省他的时间，对他未学过的单词，往往事先代他查好字典，并注明轻重音等。可他往往还是要亲自翻翻字典，看看音标和注解。 毛主席湖南乡音浓重，在湖南的方言音中“n”“l”不分，因而在读英语时，常常出现把“night”（夜晚）误读成“light”（光、亮）。每当此时，他就像个谦恭的学生，听我讲解发音要领，随着我的领读，反复练习。他不像有些人学外语，念错几次，便羞得张不开口。他始终是爽爽朗朗地大声念，坦坦然然地大声改。 毛主席学英语的方法也与众不同，他不是从初级课本到中级课本这样读，而是根据自己的特点，从读新闻、时评、政论入手，逐步学习理论文章和经典著作，如《矛盾论》、《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英文本。不仅如此，有些经典著作反复阅读，《矛盾论》英文本学过三遍，《共产党宣言》英文本也读过不止一遍。《矛盾论》、《共产党宣言》英文本每页的空白处他都用蝇头行草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注解。每读一遍便又注解一遍。 通过勤奋的努力，到晚年他借助字典可以比较顺畅地阅读政论文章和理论书，但对文字比较艰深的古典著作读起来还有困难。至于英语会话，因为年事已高，乡音难改，他只能说几句简单的应酬话，用英语对话还不行。作为一个高龄的领导人，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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