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为的是国家的生存安危发展壮大，其最终的目的是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语）；而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也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获得真正的社会进步的前奏。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 中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对于我们党和国家是至关重要的时期。我们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即小平同志所说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我们奔向共产主义大目标的阶段性成果，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则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和平的环境中真正的实现社会进步的过程。关于社会进步的动力，可能会是一个一时说不清的话题，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不同时代会有不同标准；我以为，当人类进入第三个千年之际，当我们告别辉煌的二十世纪的时候，我们不论愿意与否，都应该认识到：创新——持续、快速的创新——才是新世纪新千年知识经济时代社会进步的动力。这几乎是一条用不着去证明的公理，我们对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略加回首：量子力学，广义狭义相对论，行为科学，控制论，铀235 ，耗散结构，热力学第二定律，阿波罗登月，和平号空间站，人类基因图谱破译，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说得更远一点儿：我们老祖宗的四大发明，明代人万虎绑在48 支起花上想要飞上天（所以月球上有一座以他的名字命明的环形山）……
    创新似乎与知识分子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但并不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可能去从事创新的工作（事业）。下边，我根据学习小平同志有关知识分子工作的论述，结合我的专业（文化管理教学与科研），谈一点儿心得体会，敬请大家指正。
    “文革”结束不久，小平同志指出——“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邓小平文选》 第2 卷第51 页）真是一语中的！由此，揭开了党在新时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基本方针的帷幕。知识分子的名誉确实需要恢复。建国后，文艺界思想界理论界风风雨雨运动不断：对电影《武训传》 的批判（1951 年5 月），对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1955 年5 月），对所谓的“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1956 年12 月），文艺界的反右派运动（1957 年夏至1958 年夏），1958 年的大跃进民歌运动，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批判，对一大批文艺作品和理论观点的批判（1963 年至1965 年），还有老人家著名的“两个批示”( 1963 年12 月；1964 年6月），直到上海《文汇报》 发表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5 年11月10日）……这将涉及到大批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和管理者，这将是一个长长的名单：孙瑜、赵丹、胡风、梅志、路翎、贾植芳、绿原、牛汉、丁玲、陈企霞、王蒙、刘宾雁、从维熙、刘绍棠、李国文、陆文夫、高晓声、方之、秦兆阳、冯雪峰、巴人、钱谷融、周谷城、夏衍、齐燕铭、吴晗、翦伯赞、孙冶方、杨献珍……及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文革”发生是量的积累冲过临界的具体表现），知识分子（文化人）更是首当其冲当仁不让：老舍先生或许仅仅是因为“士可杀不可辱”，毅然决然投入太平湖杀身成仁；傅雷先生偕夫人关闭门窗打开煤气告别了那个疯狂的时代；更多的人是死于非命，像肖也牧，本来应该成为当代著名的作家，当王蒙、刘绍棠还在悄悄练笔时，他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 已经被改编成多种文艺样式广为流传（1951年6月之前）；1970 年10月15日，在河南“五七”干校惨死，是真正的惨死，惨不忍睹，我走访过他的同事；据有关资料显示，上海电影系统中文艺六级以上的主创人员共108 人，竟有104人遭审查批斗，非正常死亡高达30 多人，如郑君里、舒绣文、应云卫等。通过以上极简要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建国后将近30 年的时光中，知识分子（文化人）的命运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最后竟不能自保。民主党派更是知识分子（文化人）大汇萃的地方，精英比比皆是，1957 年自然厄运难逃，著名的六教授不说，毛选五卷中“榜上有名”的也大有人在。在近30 年的长时段中，在知识分子本来就少的可怜的情况下，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一直运交华盖，正如胡乔木同志1981年夏天在中宣部召集的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所指出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后来甚至看成是‘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以利用这种观点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永远牢记。”（见《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 第324——325页）
    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导致了知识分子们悲惨的命运。事实上，正如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注释本中所指出的——“把一大批人错划为右派分子，误伤了许多好同志，好干部和同我党长期合作的朋友，其中不少是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许多同志和朋友因而受了长期的委屈，压制和不幸，使他们不能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 决议注释本》 第317——第318页）确乎！那么，国家损失在哪些方面呢？我以为，行文至此，回到了题目上来。
    国家的直接损失是社会的某个方面（局部）受到一定的影响，比如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几位作家——鲁郭茅、巴老曹——除鲁迅先生之外，均活着进入新中国，但他们给读者印象最深的或可以传世的作品，无一不是新中国成立前完成的——如《女神》 ，如《 子夜》，如《家》《春》《秋》，如《 四世同堂》，如《雷雨》《原野》《北京人》 ；直接损失是看的见的，还有一种看不见的损失，更为可怕。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中流砥柱，是社会理性与良知的代表，是推动一个社会全面进步的原动力（要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自不待言）；而知识分子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空间范围内，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倍受歧视、打击、迫害，这一行为的终极意义是形成阻碍、停滞社会进步的运行机制；对知识分子（文化人）的打击和迫害都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所以，更具欺骗性和破坏性；“随着这种打击和迫害的持续、重复、强化，其结果从形而上的层面上来看，是抑制和扼杀一切与创新、创造有关的思想和行为；从形而下的层面上来看，随着知识分子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愈益恶化，社会上其他群体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和看法就会渐渐偏离正轨而唯当时执政者的马首是瞻，于是，身受其害者教育后辈子女不要识文断字，旁观者便就近以某位身受其害者的悲惨经历告诫至爱亲朋不要读书有文化。
    所以，“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实，濒临崩溃的何止是经济？是那些萎缩的数字？“文革”给中华民族遗留的内伤，恐怕是不能用金钱计算也得不到量化的，其危害，远大于对社会进步的破坏——因不属本文探讨的内容，此处不赘。
    建国后近30 年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对当时中国社会进步的影响是明显的，当然，基本上是负面的。或许会有人对此有异议，那么，我们不妨建立一个参照系，来看看我们的东邻日本，这30 年干了些什么。
    当然，我并不是说日本有一个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或许人家根本没有这种概念；我想说的是，战后满目疮演、缺吃少穿的日本，似乎在眨眼间，就成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动物”：1950 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09亿美元，人均为123美元，到了1970 年上升为1975 亿美元，人均1770美元，20 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8倍，人均收入增加14倍！“明治维新”百周年之际（1968 年），国民生产总值终于超过西德得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1970 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完成时，国民生产总值完成数超过计划的41 % ；而我们则在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和“清理阶级队伍”!
    日本经济奇迹般的高速增长（还有西德），自有它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比如美国从外部强加给它一个比较成熟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政府官员尤其是经济官员全是专业人才和专家等等；但更为重要的是，自“明治维新”以来，历届政府均十分重视教育，“百年树人”，一点儿不假，为日本经济腾飞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各种人才；正是这些各式各样的专业人才（知识分子），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充分（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智力支持（包括各种创新）；基于上述事实，日本虽然没有什么知识分子政策，但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日本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搞的比较好呢？而搞的比较好的结果则是大大地发展了生产力，为社会进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去年12 月4 日，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开幕，江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国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作为工人阶级中科技文化水平较高的一部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的作用发挥的好不好，直接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全局”。（见《人民政协报》 2000 年12 月5 日2 版）新世纪新千年之始，尤其是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对中华民族来说至关重要；我们一定要坚决、认真地贯彻落实江总书记的指示，记取以往的教训，把知识分子的作用、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为我国社会进步提供源源不断地动力支持。

辛巳四月既望一稿杀青于“一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