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闷的灵魂》前言
| 今年，是曹禺先生诞辰90周年，我将我对他的访问记录整理出来，结成《苦闷的灵魂》，以此来纪念他。 曹禺先生仙逝，是中国戏剧界、文艺界的一大损失。  我不只一次说，曹禺先生的仙逝，使中国的戏剧界失去灵魂的支柱。 我相信，他带走的比他留下的还要多。 他是一位难得的伟大的戏剧天才：最初，他被他的导师张彭春发现的，是他的表演天才。看过他的表演的人，都为之倾倒。郑振铎、萧乾、马彦祥等都称赞过他的表演。他也执导过戏，当然写戏是最能展现他的戏剧才华的。 他一生写得很少，总共9台大戏。但可列为中国话剧，甚至是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世界戏剧经典作品的，起码就有4部：《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曹禺的剧作的经典性会越来越突出，换句话说，他的剧作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会越来越放出璀璨的光辉。 我以为曹禺的意义，不仅在于他写出几部杰出的剧作，而更在于他是中国文化面临重大变革的时代的弄潮儿。 古老的中国，在上一个世纪，不论是主动或是被动，她的制度和文化都遇到了全方位的挑战，至今，我们仍然处于这个严峻的历史挑战之中。 百年来，在文化上，我们遇到的一个课题，即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也可以说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课题。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迫切的实践课题。 我们不能封闭自己，当然要开放；但也不能任人践踏自己，以致失去民族个性。 曹禺是直接在五四文化运动的历史氛围中成长的，他不但直接承受着五四文化的熏陶，更直接思考着五四文化运动的经验教训。我以为，他的戏剧才能，是在对五四新剧，也包括文明戏的发展经验教训进行认真思考的基础上发挥出来的。 他在戏剧创造上是一位集大成者，他虽然是在南开。清华这样的具有更多西方文化背景的大学中接受教育并接触研究了西方话剧；但，他是带着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的戏曲传统来接受西方话剧的。他从小就看中国戏曲，他是在中国戏曲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这个基础是太重要了，但又往往被人所忽略。 他在逝世前曾针对那些盲目照搬西方戏剧的做法说：如果我，还有田汉、夏衍、吴祖光这些人，没有一个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修养，没有深厚的中国戏曲的根基，是消化不了西方话剧这个洋玩意儿的。 这番话，是值得我们认真咀嚼的。 同时，他对西方话剧，是经过一番系统而深刻的阅读和钻研的，他是西方戏剧史的教授。他对从希腊、罗马时代到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西方现代派戏剧，都了如指掌。在中学时演剧，他就演过未来派的戏，对奥尼尔的戏就有更深研究。也就是说，他的话剧创作是建立在对西方话剧的深刻地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之上的。 我觉得，他对文明戏以来，中国人接受西方话剧的经验教训，是有其独立思考的。他没有模仿当时的最走红的“问题剧”，也没有去学浪漫主义的那种席勒传声筒式的做法；更没有去照搬西方现代派。正因为他站得高，视野广，才能真正把西方戏剧的精髓吸收过来，并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和鲜明个性的作品。 所以，我认为他在对待西方文化上，包括西方话剧所取得的经验，是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对今天的戏剧艺术的发展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难道不是这样吗？新时期话剧发展的最大的成就来自开放，从而打破了数十年一贯的僵化模式；而最大的失误，也由于突然开放，缺乏对西方戏剧思潮，特别是现代主义思潮的准备，仓促应对，所以东施笑锪者有之，张冠李戴者有之，所谓“伪现代派”就出现了。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值得反思的。 曹禺作为一个戏剧大师，他以学贯中西的功底，加之以沉实的眼光，真正汲取了西方戏剧的菁华，并化解为中国人接受和欢迎的杰作。 我们继承曹禺先生的戏剧遗产，首先要继承他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和艺术精神。 这些年来，我们不断唱着戏剧危机的调子。的确，我们被电视和其他的流行艺术追逼到一个角落里。但这些仅是危机的表层现象。最根本的危机，我看是我们的戏剧创造的精神萎缩了、蜕化了。如果按照客观条件来看，同诞生曹禺剧作的时代比起来，我们的条件不知要好多少倍。如果我们以此作为反思的基础，那么，从曹禺先生那里所吸收的东西就太多了。 以前，我在撰写关于曹禺的文章时，也曾套用过“说不完的曹禺”这样的题目。但，我们今天面对着作古的曹禺，就不是说完说不完的问题。的确，我们该面对着亡灵，来捶问自己，我们应当为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贡献些什么？我们应当继承什么？ 曹禺，当然还有其他剧作家所缔造的中国戏剧的诗化现实主义传统，在我看来是最值得发扬的。 这种现实主义，是饱含着中国作家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是融汇着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有益成分的；而且它蕴蓄着理想的情愫和浸透着目标感；它敢于直面人生，敢于批判黑暗，但又不同于旧的批判现实主义；它所熔铸的激情，是来源于中国艺术的诗性抒情传统。 我以为我们把西方的各种主义都搬到中国来了，尤其是近二十年。但惟独对曹禺以及老一辈剧作家所创造的适应中国需要的诗化现实主义却不能给予重视。因此，我希望在曹禺先生仙逝之后，我们应该把他们的诗化现实主义高扬起来。 曹禺，所提供的榜样，就是现在人们常喊的“精品意识”。 曹禺一生作品较少，他为此常常悔恨不已。但是，应该看到曹禺的创作起点是很高的。的确是这样，这犹如百米赛跑，如果第一次就打破世界记录；那么，以后跑起来就太难了。但是，他后来一部又一部的推出杰作。这不仅说明他的天才，更说明他在创作上是一个绝不苟且的人，一个在艺术上十分严肃的人，一个对人民对艺术高度负责的人。 他曾对我说：“我写得太少了，我这一辈子写得太少了。可是，你知道，如果我写的戏，连我自己都通不过，我何必去写，我何必去发表呢？！”我想，埋葬在他心中的腹稿不知有多少。起码，他为自己立的标杆是不断地超越自己，这点是很清楚的。他是那种宁缺毋滥的作家。他这种精心创造的艺术精神，是符合艺术创造规律的，也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 我没有作过调查，在当今活着的老一辈作家中，大概他是清贫者之一。在解放前，他的剧演遍全国，但这没有使他成富翁。据他说，在抗战期间，他曾饿饭。有时不得不到巴金那里去饱餐一顿。不能说，清贫是创造精品的结果或前提，但耐得清贫绝对是创造精品的精神境界。清贫，对于作家来说，决不是一个物质短缺的含义，而意味着一种投入创造的精神状态和意境操守。如果作家有了物质的贪欲，他可能写了不少，但往往是同杰作无缘的。这不是规律，但确是从许多大作家传记中可看到的事实。而曹禺先生所昭示的也正是这样的精神。 曹禺先生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是我这样一篇短文所难以概括的，但我们纪念先生的惟一的做法，是把他的精神遗产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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