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日出》、《原野》成为我国现代戏剧的经典，然而，大师在临终之前却有许多的“后悔”。作者说：曹禺的委屈，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大师的苦衷，正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哀。——编者
    曹禺在中国文学特别是戏剧方面的杰出贡献，尽人皆知。他是位严谨的作家，一生大约只出版了九部戏剧作品。作品不算多，但解放前写的几部几乎都是精品，尤其是《雷雨》、《日出》、《原野》，

已成为话剧史上的经典作品，至今好像无人能逾越这一高峰。遗憾的是，他在解放后写的作品便大为逊色。过去，我总迷惑不解，为什么一些著名作家如茅盾、巴金、曹禺等，解放前在那样黑暗的社会和恶劣的写作条件下，能写出多部巨著和杰作。解放后为什么写不出来呢？或虽写了而质量不如以前呢？
    最近，我去看著名剧作家吴祖光，他和曹禺是极熟的朋友。他告诉我，他去北京医院看曹禺，曾经很不客气地对曹禺说：“你太听话了！”曹禺闻之震惊，随即苦笑着点头承认。他有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吗？
    解放后的曹禺太忙于应付社会上各种活动了，而且总是一味说好。有没有昧心之处呢？例如某作家改编电视剧《雷雨》 ，我认为很不成功，实在是严重破坏了这部经典剧作。而看到杂志登载，曹禺还很赞许。对于别的剧种改编、移植他的作品，不论看没看过一律说好，我不知道他出于什么样的心理。我认为，解放后，极其聪明和敏感的曹禺，大概很快便察觉到当今只许“舆论一律”的政治空气，他大约不得不被迫收敛起他所有的才子锋芒，小心翼翼地应付甚至“迎合”这个严峻、严酷的现实社会。这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啊！但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他还是好好先生一个，总是说好，又何必呢？

    我记得，大约是五十年代初，苏联一个文化艺术代表团访问中国，《人民日报》 派我去采访。代表团中有世界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的大弟子、莫斯科大剧院的著名芭蕾舞女演员参加演出，当时剧场简陋，舞台上的地毯铺不平整，害得这位著名舞蹈家竟摔了一跤。我和许多观众都觉得非常抱歉，感到太对不起人家了。在她一再谢幕时我们拼命鼓掌，破格鼓了两次掌。演出后，负责接待的曹禺同志马上赶到后台，去向那位舞蹈家一再道歉。那位演员认为摔一跤算不了什么，却为观众没让她多谢幕而几次流泪。在接待工作会上，曹禺同志心情沉重地作了检讨，还说，今后接待外宾演出，工作力求改进。果然，不久我又观看苏军红旗歌舞团演出，票下方注了一行小字：请鼓掌至少三遍以上！我不觉微笑了，这很可能是曹禺同志想出的“杰作”，全世界怕也找不出第二张这样的戏票，竟注明要观众鼓掌多少次！唉，那个年代，对于“苏联老大哥”，我们实在恭敬得太过分了。中苏友好是个政治问题。我想曹禺同志是吃透了这精神，检讨才那么“隆重”、“认真”和“深刻”吧。
    1962 年春，刚刚开过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七千人大会），会上大家听到刘少奇同志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名言，党中央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检讨。为了纠正“左”的错误，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党中央制定了《农村工作条例）（简称“60条”）。党中央还派出不少工作组到各地调查。我参加了彭真同志主持的北京市委调查组，到怀柔县一渡河大队调查。组长是北京市副市长赵鹏飞，组员有北京市妇联主席，还有曹禺和几名市委机关工作人员。曹禺同志一辈子从事文化工作，当然不熟悉农村工作。“农村工作60 条”涉及的农村所有制问题，经营管理问题以及众多改革问题他听起来一头雾水，实在不大明白。隔行如隔山，本来是正常的。可是，他参加各种座谈会，听大队干部介绍队里情况，他总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说：“了不起！了不起！"
    听得多了，我不客气地问他：“曹禺同志，你明白他们介绍的这一套管理方法吗？”我这一说，曹禺很不好意思，承认听不大明白。“那你何必说什么了不起呢？”我说。他解释，这是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问题，对他们创造的种种业绩、成就，总该赞美不是？经过解放后多次政治运动，我多少也明白茅盾、曹禺等名家难以写出佳作的个中原因了。一天傍晚，夕阳西下，我和曹禺同志在一渡河畔散步。我问曹禺对翻译可有兴趣？他点点头说，他翻译过莎士比亚的名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我立即说：“翻译得太好了，拜读过，真把莎士比亚诗剧的神韵完全表达出来了。”接着，我诚恳地对他说：“曹禺同志，只有你，学贯中西，中英文都极好，本身又是著名剧作家，才能将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翻译得这样传神。说老实话，我对朱生豪的译作，并不满意，因为他将莎翁的诗剧散文化了，失去原作的绝妙神韵。唯有你，曹禺同志，才堪当此重任。不知你是否有意将莎士比亚戏剧全部翻译出来。这可是给中西文化交流做了一件大好事，功德无量，也是十分艰巨的工程。曹禺同志，请你认真考虑一下。”

    我这番话，并非随意而谈，而是想了好久的。我认为，这位戏剧大师与其勉强自己去写一些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不如翻译外国文学的经典作品，可能对文学事业起更好的作用。他自己也可以生活得轻松些。此话不能这样直说，我只好采取正面提出建议的办法。料想曹禺是极聪明的人，他一定能读出我没有说出口的潜台词。果然，曹禺明白我的意思。他沉默了好一会，慢吞吞地说：“最近，少奇同志和总理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写王昭君，体现我们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的主题。我已着手收集资料，到内蒙古去了一趟，那里流传不少王昭君的传说。据史料，王昭君远嫁匈奴确实起到安定边境的作用。她先后嫁给两个单于，使汉朝边境保持安定60年，确实很了不起！”曹禺又用上了他的口头禅。我知道我的建议太冒昧了，高层领导直接给他布置了任务，他怎能拒绝？我赶快说：“恕我冒昧，我不了解你的情况，说话随便了，请别介意。”他温和地笑笑，扶了扶他的眼镜：“说哪里话，我感谢你的好意。我其实也有过类似想法，倒不一定翻译莎翁全集。英国文学我相当熟悉，尽有佳作可以翻译，自信我还有这实力。只是，”他苦笑一下，“身不由己，身不由己啊。你大概能理解我的苦衷吧。”我点点头，表示完全理解。
    我说：“曹禺同志，既然你接受了这样重大的任务，就应该集中精力收集材料，准备写作。你怎么又下乡了呢？”
    曹禺依然温和地笑着说：“是文联党组作出决议，号召作家下乡，休验生活，我不能不来呀。”我说：“唉，曹禺同志．你到内蒙古收集王昭君的材料，也要接触许多牧民，正是下乡直接体验生活，何必到北京郊区来呢？”他摇摇头，眨巴着眼睛，似乎有点为难地说：“好像是文联或剧协和北京市委联系的，我不好不来吧。”
    应该说，曹禺的遭遇比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好得多。他始终受到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人的礼遇和尊重。他没有受到过多的冲击，他的作品一直在国内各地公演。但他无法摆脱大环境的影响，加上过分小心，四面应付，便使自己丧失许多创作时间。创作必须甘于寂寞，“文穷而后工”也许有一定道理。成天周旋应酬，难得静下心来写作。但细想一想，即使有时间创作，如果总是奉命写作，恐怕也难有杰作。曹禺的为难和委屈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不能苛求曹禺。

（选自《今日名流》 1998 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