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曹禺访谈录》题名“苦闷的灵魂”，内涵深刻。采访者力图窥视的是曹禺这位戏剧大师的精神生活、内心世界，或曰内宇宙。这里，大师的外在形态，他的身世、履历和闲闻逸事，甚至他的作品的写作过程、时代背景，都退居其次，于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大师赤裸的灵魂——一个真实的曹禺！
    如斯访谈录，眼下颇为罕见。快餐文化、
媚俗文化、欺世文化、拍马文化及其“亚文化”的流行，诱发了从文字讨生活者的功利和浮躁。略不加意一瞥，你会发现图书市场上恒河沙数般的名人传记，多半是些浅薄的玩意儿，其尤甚者近乎搞笑。能有几位作者肯花20年的时光（而不是一两次谈话）去研究一位戏剧大师（而不是当红的“星”)？我由衷敬佩田本相、刘一军夫妇，他们整理访谈录的初衷或许只是为了纪念，为了保存“活的历史”（参见该书《后记》 ），因为那是田本相撰写《曹禺传》的原始资料；然而，访谈录一经出版，其意义远远超出史料学的范畴，也许出乎作者意料，仅就体例，已经：别出一格，令人想起《论语》 ，想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想起《歌德谈话录》。我实在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这部访谈录的价值，但我可以意识到的是，这不仅是访谈！资料的辑录，而且是一个剧作家和他所处的人文环境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关系的写照。

（二）

    无妨看一看“这一本”苦闷的灵魂——
    “伟大作家的出现真是不容易啊！”
    “现在是束缚太多了，也许领导的意思倒不一定是那样，但是不知怎么搞的，就使作家陷人圈圈里边。我写《雷雨》时，也不伯人说，也不怕人批评，现在是多方面的顾虑。我觉得创作是不能勉强的，是自然涌流出来的，不能勉强要表现四个现代化，要表现这个，要表现那个。”
   “我不愿意写旧的东西，写新的又写不出来。现在事情太多，很多的会，很多的应酬，我很苦恼。我没有很好地利用时间，要写就要下去生活，但是我又怀疑下去能否写出来，就能写好？我很怀疑。”
    “我不大赞成戏剧的实用主义，我看毛病就出在我们的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上。总是引导剧作家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具体的目标上。这样，叫许多有生活的人，有才能的人，不能从高处看，从整个的人类、从文明的历史、从人的自身去思考问题，去反映社会，去反映生活。我们太讲究‘用’了，这个路子太狭窄。对于文学艺术来说，实用主义是害死人的。”
   “（群众）对那些官僚主义、腐败分子恨得要死，于是就有作家出来打抱不平，替群众出气。如果连这样的作品都不能容忍，怎么能企望有更广阔思想的作品呢？”
    “我们总是写出那些‘合槽’的东西，‘合’一定政治概念的‘槽’，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是出不来好作品的。”
    “从批判《武训传》开始，一个运动到一个运动，总是让知识分子批判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十分让人痛心的历史教训。今后，再不能这样了。”
曹禺是如此苦闷，同时代的大作家哪个不苦闷？巴金的《随想录》，让我们看见他难以释怀的苦闷；郭沫若熬到“四人帮”倒台，一曲《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不过略舒他胸中的苦闷而已；再远些，太平湖边的老舍，更是在苦闷中走上不归路；即如“阎王殿”里的周扬，似乎曾经掌握着“生杀予夺”，难道他就没有苦闷？忽然涌起意识流，似乎一个声音在响，破碎的话语里，分明夹杂着《茶馆》里的一句台词，那是王掌柜的悲愤：“我得罪谁了？谁？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没有苦闷、活得有滋有味的，除了“皇上”“娘娘”，可能还有傻瓜和糊涂虫。正是曹禺们的绝对的苦闷，让我们得以窥探那未被异化的高贵的灵魂。啊，惟其苦闷，所以伟大！
    某一段时间里，一些自称“新锐”的人物，苛求郭沫若，也对曹禺颇多微词。我好生奇怪，这些人不去剖析郭、曹当初的生存状态，不敢谴责造成如此生存状态的生存环境，却自觉着是真理的斗士，说穿了，不过是擅长炒作的“斗士”！其中的一些人在历史的某些时刻往往是醋泡的骨头，与郭、曹相比，相差何止千万里！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把郭、曹比作低飞的鹰，我应该更作补充，那些唱高调的人只是聒噪的鸡！记得斯大林曾经引用过俄罗斯的谚语，鹰有时候飞得比鸡还低，但鹰永远是鹰！

（三）

    我一直认为，曹禺是一个天才的剧作家，他的剧作所达到的高度，至今无人超越。读了《曹禺访谈录》，我更坚信这一见解；而且，我还发现——曹禺从本质上讲是一个诗人，尽管他很少发表诗作。这不仅表现在他的早慧，八九岁时候就能同黎元洪属对；更表现在他的人格与剧作。在我看来，曹禺的人格极具魅力，他激情澎湃，想象力丰富，唯美，拒绝教条，敏感而谨慎，“彩云易散琉璃脆”是他的诗人气质的恰当表述。我向来认为，戏剧文学的生命力在于文本的诗意。当今绝大多数的戏剧文本是没有诗意的应节上市的樱桃桑椹，只有极少数剧作家的作品里有一种“诗意的回味”，一种“诗的意境”，比如《雷雨》。曹禺自己也说，“我确实是把《雷雨》 作为一首诗来写的。”
    曹禺是个戏剧理论家，尽管他很少以论文形式发表他的剧作理论。《曹禺访谈录》 为我们展示了曹禺对戏剧创作的全面而精辟的论述。就戏剧总体而言，曹禺说，“写作这东西可是心血，是心血啊！心血这个东西，是多少年的经验，多少年的思想感情里渗透出来的。”我赞同田本相的看法，“心血”这个概括，比一大套寻常理论，更能道出艺术创作的真谛。就戏剧分体而言，曹禺谈到谋篇和结构，“在我看来剧本的谋篇是最能考验作者的功力的。写剧本最难的就是搞结构了”, “这是针线活”, “一个戏的结构，决不是形式，它是一种艺术的感觉，是一个剧作家对人生、对社会的特有的感觉”，契诃夫散文化的结构“决不是散了，而是具有超常的内聚力”，不要“把散文化作为一种掩盖艺术功力的托辞”；曹禺谈到生活与想象，“梅特林克写的《青鸟》，他是靠什么生活写的，好像是没有生活，但归根结底也是生活激扬了他的想象和感情”，史剧创作“要用诗人的想象，不能把史实抠得太死”, “（司马迁）是既不会参加又不会看见鸿门宴的，也许是听谁说的，但无论如何，我觉得有他的想象在内的。‘鸿门宴’真是写得好极了”；曹禺谈到意象“创作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 天命，畏大人，畏贤人之言。我追慕君子，岂能无畏？对曹禺先生的作品，我始终心存敬畏，而且随学识的增长而愈加强烈。我不相信世上真有无所畏惧的勇士，所谓“无知者无畏”，多半为自我标榜！敬畏经典，表现出来的是学养的谦恭、理性的尊崇。感谢田本相夫妇，《曹禺访谈录》给了我一次趋步君子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