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在我们很多中国人、华人里，所代表的是一个效率、干净、进取、现代化的社会。如果今天西方还有人怀疑东方人、中国人、华人所代表的是落伍、愚昧、贫穷，那么请到新加坡来看看。
　　我在台湾参与的《天下》、《远见》杂志，每隔一段时间都有我们的同事到新加坡取经，让在台湾的中国人了解，如果新加坡能，为什么台湾不能？或者说如果是新加坡能、香港能、台湾能，允许我说：为什么中国大陆不能？这些当然都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可是今天我们讨论的重点是在经济与文化这一方面。
　　我跟林总编辑说，你请到了三位这么有成就的文化学者，把一个经济学家放进里头，我就变成了少数民族。也许这正是反映出新加坡人宽大的胸怀，总要有一个少数民族一起出现。
　　我在台下面看“文化对话”这四个字，“对话”这两个中文字是很可爱的，可以有很多解释。“对话”可以解释为面对面地对谈，也可以说我一个人面对21世纪谈，或者面对19世纪谈，或者面对不同的国家、空间谈。可是我是念经济的，就把题目定位为经济和文化的对谈。

日本与四小龙经济成长惊人，反映在它的实质面与基本面

　　首先，我把今天要讲的结论先提供给诸位。这个结论是：亚洲的经济成长是因为经济的基本面、实质面的改善，导致了社会的改善和进步。这么多年来，日本与四小龙都有非常惊人的经济成长，反映在它的实质面与基本面。
　　文化因素所扮演的角色，就正如成功男人的背后会有一个成功的女性，这个成功的女性就是文化因素。文化因素尽管好像是后座，可是它扮演的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是一个男人不成功，我们很少提出因为受到背后女人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讨论到一些国家出现问题时，也很少说今天的亚洲金融危机是因为那个地区的文化出了毛病。所以，当成功的时候，文化因素是得到掌声的；当经济不成功的时候，大家对文化因素是很容忍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很微妙。
　　那么，如果是讲到“经济成长”是实质面的成功与进步，那么“经济波折”是怎么解释？经济的波折是来自资产面、投机面，我们熟悉的名词叫做“泡沫经济”。经济波折是反映出泡沫经济的作祟与崩溃。
　　我们念经济的人比较关心的是长期的问题。如果你是一个投资者，你所关心的是下一秒的股票升降；如果你是一个经营者的话，你当然关心明天的销售额会是怎样？如果你是一个从政者，你关心的是下一届的选举；但如果你是经济学家，你关心的是一个长期的经济成长，而不是明天、后天汇率上升多少，股票下跌多少。所以当我到了新加坡，一些媒体硬要来采访我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包括我在内，是不敢预测明天的股市是怎样，这不是我们的专长。但发生之后要我们解释，我们倒可以讲得头头是道。
　　诸位也许听过这个故事，一个美国的小孩跟他的同学在谈爸爸的职业时说，我爸爸的职业是全世界最好的职业。人家说怎么回事呢？他说，我爸爸60%的时候是错的，40%可能是对的，错的时候没人记得，对的时候受人称赞。人家问你爸爸干吗的？他说：天气预报。那么经济学家的记录，我想比气候预测还要差。
　　所以经济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的退休教授PaulSamuelson讲过一句名言：“如果你想要做预测的话，你要不断地做预测。”——不断地改进你昨天做的预测是错误的。但绝大部分的经
济学家都不敢做预测，包括我在内。所以我愿意谈的是比较长期的经济成长问题，及经济的波折问题。
　　刚才我说新加坡代表的是效率、干净、高度的竞争力，综合来讲是一个现代的社会。今年5月份，台北《远见》杂志做了一次问卷调查，问全世界都市规划的专家以及台湾的经理阶层，请他们来评估全世界最适合人居住的城市(Livable Cities)。问卷回来之后，根据我们统计，第一个是旧金山，第二个是巴黎，第三个是纽约，第四个是京都，第五个是维也纳，第六个是新加坡。然后我们再做了分类，请台湾的经理阶层来评估三个亚洲Livable Cities，第一个是新加坡，第二个是香港，第三个是东京。当《远见》登出这个之后，我们注意到《联合早报》非常快地转载了这个结果。
　　去年2月份的时候，我跟另外两位教授专门到香港、南韩及台湾，做四小龙竞争力的比较。按照瑞士IMD（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Developemnt）全球竞争力的排行榜，在过去五年前三名都没有变化过，第一名是美国，第二名是新加坡，第三名是香港，第四名过去是日本，现在已经下降了。为什么新加坡一直是第二名，香港一直是第三名，台湾在16与23名之间升降，南韩在台湾之后。我们专门到这儿来拜访一些政治首长及民间领袖，《远见》杂志也利用这机会专访了李光耀资政。在那次研究报告中指出：新加坡竞争力高的关键因素，除了政府效率外，新加坡有非常好的投资环境、非常好的生活品质，这一些也正反映在今天是礼拜天，还有那么多朋友来听演讲。
　　不到500天，我们就进入21世纪，我们要不要很快地回顾一下，20世纪刚开始的时候，是怎样的景象？如果您是一个中国人，像我生在中国大陆，又到台湾念书，然后又到美国去念书与教书，可以说是海外华人。1900年8月份的时候，如果您打开那个时候的美国《纽约时报》，你就会发现那几天国际间最大的新闻是八国联军攻打中国，而在8月中的时候就攻占了北京，颐和园火烧了。所以就是为什么你要看一些中国古物，要跑到英国的博物馆。20世纪的第一年，对中国是非常残酷的，中国本土是被八国联军攻陷，台湾被日本占领第五年，香港仍然受殖民统治，新加坡当然还没有独立。所以在那个时候的中国也好、中国人也好，在西方世界里面所代表的当然是落后、愚昧、无知、懦弱。可是到了20世纪快结束的时候，你放眼中国人与华人的天下，全世界的人不得不对我们另眼相看。新加坡也好、台湾也好、香港也好、中国大陆也好，都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或尊敬。所以这是一个一世纪的大转变。诸位也许记得在1996年，奈思比(John Naisbitt)写了一本很受欢迎的书叫作《亚洲大趋势》，里面预测21世纪是以中国为主，以华人网络(Overseas ChineseNetworking)为主的新世纪，他把这两个变成21世纪的主流。书里头也说过，公元2000年是中国的龙年，龙年在中国代表的是权威、领导，所以中国人在21世纪是一个会受人尊重与重视的民族。可是预测与事实常会有转折，转折就发生在去年7月开始的亚洲金融风暴。

地中海是昨日之海　大西洋是今日之洋，太平洋是明日之洋

　　也许我们再回述一下，在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美国有一位国务卿名叫John Hay，他讲过一段很有名的话，大家都常常引证它。他说：“地中海是昨日之海，大西洋是今日之洋，太平洋是明日之洋。”我们把这话引伸，就是说19世纪是地中海周边国家的世纪，20世纪是大西洋周边国家的世界，21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经济成长当中，最耀眼的明星是从日本开始。我们知道，日本和德国是战败国，这两个国家从1945到1960年，在15年时间，一个在欧洲，一个在亚洲，又变成两个经济非常强的国家。今天没有时间讲很多为什么日本经济复兴。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在日本是很畅销，远比在美国畅销很多，我们台湾也有翻译本，这本书译作《日本第一》(Japan AsNo.1)。在这本书里，傅高义教授当然非常非常称赞日本在各方面的成就。日本人大体而言，非常热衷引进外国的技术，日本劳资关系的合作性多于对立性，日本的商社又非常迅速而有效地收集全世界的情报，然后日本又有一个非常亲企业的金融体系，所以他们很容易借到资金，也常常可以得到低利的贷款。

日本文化里　有强烈危机意识与使命感

　　今天我们讲文化，那么日本民族的文化性格，在很多方面，非常有助于经济的发展。日本人是重视教育的；日本人是勤奋的，而且是很节俭的，有非常高的储蓄率。日本是有高度适应性、模仿性的，而且，也许是最重要的，在文化因素里面，日本有强烈的危机意识与使命感。当Sony一直是全世界No.1厂牌的时候，Sony的总裁在任何场合都讲：“我们的产品不要让人家来淘汰，请人家来淘汰我们的产品的时候，我们不是No.1。我们一定要自己实验室里的产品来淘汰我们的产品，我们才能永远保持第一。”所以那时候每一个人都为他那种精神所感动。可是事实上日本也有它的问题。它的泡沫经济，从1990年代初发生到今天，几乎有七、八年的时间，就在这个之前，也有人指出，我们不要那么样地崇拜日本。另一位哈佛很有名的教授MichaelPorter（迈克波特教授），专门研究产业竞争力，他去年4月份的时候，应台北的行政院院长连战先生之邀到台湾来，做两次演讲。他说
Japan不是一个Japan，他说他在写一本书，书的名字暂时订为“TwoJapan”（《两个日本》）。他说傅高义教授讲的那个日本，是一个现代化的外贸导向的日本，可是日本也有很传统很封闭的、很自我中心、很不竞争的另一个Japan，它是一个dual economy（双重经济）。

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　是以增值来增加输出

　　波特教授还告诉台湾的政府官员，任何政府的政策如果是要以贬值来增加输出的话，这是表示这个经济是竞争力弱的。他说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是要增值来增加输出，而不是贬值来增加输出。他这话讲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到上海去。汪道涵先生在上海和我们见面，他的资讯很快，他说我从台北的报上看到你们请了Proter教授去，报上说那场公开的演讲付了7万美金。我是那场的主持人，我不便说出真正的数字，但是7万美金这个数字是只嫌低不嫌高。然后我马上告诉汪先生，我说你不需要付7万更多的美金请他来演讲，你给我两、三分钟，我可以把他最精要的话告诉你。我说：“Proter教授，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们今天的听众，为什么美国的竞争力一直是世界第一？”Porter教授很幽默，他说两个字——“Open Society”，开放社会。如果一个社会是开放的，它一定是多元的；如果它是多元的，全世界的人才都走向美国，全世界的资金走向美国，全世界的科技走向美国，全世界的商品、产品走向美国，全世界的资讯走向美国。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么容易吸引人才、科技、资讯、产品、劳务。事实上，很多人说21世纪还是美国人的世纪，不会是东方人世纪，不会是Overseas Chinese Networking，为什么不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有更开放的社会。

亚洲经济泡沫破了　有两个基本因素

　　从去年7月份开始到今天，全世界都关心亚洲的金融风暴。我看过好几篇李光耀先生的英文演讲，他在香港的、日本的以及他在媒体的专访，我觉得他分析得十分的好，我想诸位都看过，就不重复了。不过我想从“泡沫经济”这个名词来解释这次的风暴或危机。这个“泡沫经济”(Bubble Economy)，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在它发生的时候，经济体系中的资产跟其他一些投机商品的价格，突然之间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动。这里面最最显著的当然就是股票市场，然后是房地产、汇率、黄金价格，甚至珠宝与艺术品，当然大家讲得最多的还是汇市与股市。在我们经济学里头有一个叫“痛苦指数”(Misery Index)，“痛苦指数”是说把这个国家的失业率加上通货膨胀率。现在如果把股票的下降率再加上汇市的贬值率，也许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名词，称它为“新痛苦指数”。“新痛苦指数”上升时，一般而言不痛苦，我们要注意的是它的下降。汇率的下降再加上股票的下降，当然是new misery，这就是“泡沫经济”产生的后果。按照我们这个说法的话，在过去一年中，最严重的是印尼，达117%，它的币值跌了78%，它的股票也下跌了40%左右。这个资料是台湾官方计算的，曾去年的6
月30日到今年的5月25日，将近一年的时间计算。在9个国家与地区里头，印尼是倒数第一，台湾是最好。台湾的“新痛苦指数”是25%，新加坡还算好，为47%（参阅附表）。
　　为什么泡沫经济会发生？两个基本的原因：一个是市场的资讯并不是很灵通，以及经济的活动失去了平衡；另外一个就牵扯到人性，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投机的心理，都有一点贪的心理，都希望在短时间可以发财。
　　讲到这里，让我来引述一位美国教授Paul Krugman，他在MIT（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Institution Technology）教书，他认为亚洲的高度经济成长是不能够这样持续下去的。他的说法是：亚洲的经济成长基本上来自劳动力与资本，一个长期持久的成长必须来自于技术的改进与技术的突破。他认为亚洲没有这个本事。很多经济学家并不同意他的观点。我个人的看法是他太低估了我们东方人的智慧，这没有民族意识在内，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也好、亚洲人也好、华人也好，当然是有本事可以在技术上有所突破。我举一个例子给诸位听，台湾最近这几年来外销成长最快的就是高科技业。如果你有时间到新竹科学园区去参观的话，你也许会觉得这个园区很了不起，有这么多高科技的运用以及相当成就的突破。台湾半导体方面，现在有两个非常著名的高科技公司，一个叫台积电，张忠谋先生任董事长；另一个是联电，曹兴诚是董事长。有一次在曹先生家里，他跟我讲，如果我家里桌上放两堆东西，一堆是晶片，一堆是黄金，同样的面积放在一起。他说如果是传统的小偷，一看到这么一堆黄金一定好高兴就拿走了。他说这个人没有现代科技知识，他该拿的绝对不是那堆黄金，而是等面积的晶片(chips)，那些晶片比黄金更值钱。我跟他开玩笑，如果小偷既传统又懂科技，两样都拿走当然更好。也许20年以前大家都知道王永庆先生，他代表传统工业点点滴滴的管理，现在的张忠谋、曹兴诚、施振荣等代表高科技，透过研究发展、合并采购，然后打入国际市场。台积电这个公司一年创造了200亿台币的利润。最近我们“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他写的书叫《张忠谋自传》，他自己花了400个小时完成这本书。这本书在台湾非常畅销，半年左右发行了近10万本。有位记者就给他算这花了400小时，他的机会成本是8亿台币，因为他把这个时间不写书，用于他的事业，钱可以赚得更多。台积电有5000位员工，去年台积电平均每位员工分到10万美金的红利。

凡是没有才不得不发展
　　让我综合一下日本与四小龙的经济成长。第一个，他们多是采用市场经济；第二，他们的中小企业非常蓬勃发展，而且很有创意，很有生命力，愿意冒险；第三，政府相当程度地、很健康地参与。这些国家是非常欢迎外资，而且有相当好的投资气候；这些国家基本上都用外销策略，就是怎么样把产品外销出去。
　　再进一步说，一个国家如果它要有一个长期的健康的经济成长，它的资金来源最稳妥的、合适的方法，不是来自于贷款、援助、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套，而是要来自国内老百姓的储蓄。所以关键是这个国家如果有很高的储蓄率，那么这个国家就有投资的资金；如果有很好的投资，而又发展高科技，就会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家本来就是落后的，它的所得本来就低的，那么怎么可能有储蓄？饭都吃不饱，哪有钱省下来？这就是所谓贫穷的恶性循环。怎么样打破这个贫穷的恶性循环？我记得1959年我从台湾到美国去念书，我去念经济发展。那个时候经济成长(Economic Development)是美国最热门的学科，班上二三十个研究生里头，一半以上来自于落后地区，那时候还不叫开发地区，叫落后地
区。我们这些学生叫foreign students，不叫internationalstudents，现在都比较客气了，叫国际学生、开发中国家。学生里面有韩国的、台湾的、香港的、新加坡的，还有印度的。一位美国教授
说：“你们国家要发展的话，要有资金；你们国家要发展的话，人口要控制；你们国家要发展的话，农业要进步；你们国家要发展的话，政治要民主；你们国家要发展的话，资源要丰富。”他的话似乎没有一句不对。可是如果你敢问他的话，你就会说：“如果我们的国家都有这些的话，它还落后吗？我们所以落后就是既没有资金，也没有科技，也没有人口政策，也没有民主体系，所以请你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打破这个贫穷的恶性循环？”新加坡有资源吗？没有；台湾有吗？没有；韩国有吗？也很少；香港也没有。所以相反的，这些传统的经济理论，以为要拥有这些才能够发展。现在一个更具有说服力的说法是：“凡是没有，才不得不发展；有，反而就懒惰。”想想不是没有道理，有些国家人口不多，土地很大，资源很丰富，但至今还没有发展。这一种社会的迟滞与经济的落后，文化因素扮演一个很大的角色。从文化层面来看，新加坡、台湾、韩国，这些地区在发展过程中有非常强烈的危机意识。台湾的对面是中国大陆；南韩对面是北韩；新加坡的对面我就不说了，大家都有很强烈的危机意识。如果不努力的话，真的就可能被对方或在地球上、或在地图上消灭。这么强烈的使命感，加上我刚才所说的，基本上我们的传统价值是很节省的、很努力的、苦干的，又重视教育的，重视家庭的。所有这些造成了一种安定的、和谐的局面，一个自我努力与相互帮助的局面。所以一边有健康的经济因素，一边有助于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基本上就造就了四小龙的发展。

举债过高就产生信心与货币危机　危机产生除了近因也有远因

　　我再把现在的东亚金融风暴稍做说明。最基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比如说泰铢，采用固定汇率，如果竞争力下降，而不调整汇率，就产生币值高估，就会发生经常帐上的赤字，所谓“逆差”就会产生了。产生逆差怎么办？向外国借钱，大部分是短期借款。借的钱如果超过一定的比例的话，就会产生信心危机与货币危机。所以一旦外国人来袭击这个货币，而又没有力量守住，就会发生国际信用的崩溃。
　　一个危机的产生也还有它的远因。这个远因就是政府部门跟金融界及大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太亲密了，这里流行的名词好像是叫“朋党主义”。当很容易借到钱时，很容易把钱做错误的投资，就容易产生巨大的亏损，然后钱还不出来时，就变成破产，也就变社会问题。现在回头来看，如果这些国家有严格的法制、严格的金融检查，没有那种不正当的官商勾结的关系，货币没有被高估，有一个流动的汇率，此外，这个国家有很好的储蓄率，有很好的竞争力，当然就不会产生这种金融危机。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香港、台湾跟中国大陆基本上比其他地区来得好。

中国不使人民币贬值　其国际地位已超越了日本

　　我讲一两句有关中国大陆。我觉得在这次金融风暴中，中国大陆的表现非常值得称赞。它能在周边这么多国家，特别是日本也采取日元贬值的时候，中国能够挺得住说：我们要尽一切的力量维护人民币，包括港币。当然，日元在三天之前一泻千里，曾经到一块美金到144。所以，北京第一次放出讯息：如果日元再这样大贬的话，也使北京不得不考虑要不要坚守人民币。我觉得这个讯息很好，使日本也稍微紧张一点，也使美国不得不有些紧张。因为这么大的一个国际负担，要让中国大陆一个人来挑，这个要求是太重了。那么经过这件事情，诸位问我日元再大贬值可不可能再产生，我不知道会不会再发生，不仅是我不知道，我相信克林顿总统也不知道，日本银行的总裁也不知道。假定这个危机慢慢慢慢开始下退，或者日元能够稳住在125－130左右，人民币正如他们的领导一再说的不贬值，那么我相信，整个的东南亚危机基本是可以稳定下来了。如果稳定下来，中国一定在新的经济秩序里头得到了一个新的地位。因为中国大陆也可以贬值，中国大陆一贬值的话，可以抵消冲淡掉所有邻近国家的贬值，造成邻近国家经济会更恶化。可是今天中国大陆愿意牺牲自己，减少它的经济成长，动用它的外汇存底，来维护这个地区的经济安定，所付出的经济代价会得到很多的尊敬。按照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国民生产总值）的size，美国第一大，日本是第二大，中国是第三
大。但是经过这次经济洗牌之后，人民币果如他们所说的不贬值而稳定下来的话，在国际人士的心目中，中国就超越了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展现了做一个经济大国，应当要有的自我牺牲与节制。

经济成长不是终极目标　它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品质

　　我最想要强调的是：怎么样来构建一个比较平衡的社会。一个平衡的社会不能靠经济导向，也不能单单是科技导向；它里面当然综合了经济的、科技的、文化的、艺术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传统中的五伦，规范了当时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关系。在台湾，李国鼎先生提倡第六伦，就是人与陌生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团体的关系。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在现代社会里需要建立的关系。举一个例子，上公车如果彼此认识就好客气，碰到陌生人的时候，就不客气争先恐后。如果说“五伦”是小爱，“第六伦”就是大爱。今天一个现代社会里头，确实都应当提倡第六伦这种大爱。我常常有机会说，尤其是我们念经济的人，不要以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是它的终极目标；它不是终极目标，它是一个过程，它最后的目标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品质。我曾经说过1997香港回归中国之前，香港有很多的跨国企业考虑转移办公地点时，居然没有一家到台湾。为什么没有？是因为台湾的生活品质不是那么理想。台湾的人很勤奋，台湾的每人所得1万3000美元也不差，台湾的教育也还普遍，台湾的社会也多元，关键是生活品质不理想。什么叫生活品质不理想？举几个现实的例子：打开的自来水是不能生饮的；交通是拥挤的；空气是污染的；地下水是没有处理好的；睁开眼睛是不容易看到蓝天的；各种牌子上都是中文字看不懂，这就是一个还没有到非常高的生活品质的社会。所以经济成长是个过程，其目的是要变成一个有高品质生活的社会。干净的社会是从外到内
　　我还要提醒自己，不要把这个G变成garbage（垃圾），N变成noise（噪音），P变成pollution（污染），所以GNP变成垃圾、噪音和污染的综合。我们要把它改写一下，GNP变成Great Neat Place。
我的一位朋友把它译成“人间净土”，似乎有点宗教味道；我就给它勉强译成“一个干干净净的社会”。我觉得每一个国家要构建的是一个Great Neat Place，是个干干净净的社会。干干净净不是有形的没有垃圾脏乱，而且还包括决策过程要干净，心灵要干净，财团、银行及官员间的关系要干净。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是可以看得见的，也是看不见的，这个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

一个较高层次的社会　是输出大量的文化产品

　　去年秋天我参加法兰克富(Frankfurt)的书展，就像新加坡也举办国际书展一样。在Frankfurt书展的时候，到了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门口上面有几个英文字特别吸引我：
“Queen's Award For Export Achievement”，突然之间，做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感触良多，原来是Oxford University Press卖了这么多书到国外，得到了英皇的输出奖。在台湾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台湾可以变成卖文化产品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过去台湾卖凤梨、卖糖、卖茶；后来卖各种加工品，最近10年卖高科技与资本密集产品，但从来没有能力卖文化产品。因此我才发现，一个较高层次社会的输出是文化产品，卖它的书、版权、交响乐激光唱片、画、电影、电视……云门舞集最近在新加坡演出，是台湾很难得稀罕的文化产品。
　　台湾有个资料，每一年到国外去买进版权的将近有9000件，台湾输出的不到560件，这个比例是1：17，是很大的逆差。如果是要做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社会，在文化产品方面的输出要大量增加，逆差要减少。我想对今天300万人的新加坡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新加坡在很多方面令我们羡慕，《联合早报》在提倡文化活动方面，也许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表一：亚洲国家与地区的“新”痛苦指数（汇率及股价变动）
（1997年6月底至1998年5月25日）
      　汇率（各国货币/美元）股　　价新痛苦指数(1)+(2)
      1997年6月底1998年5月25日指数(1)1997年6月底1998年5月25日指数(2)
      台湾27.81233.671-17.49,030.288,314.09-7.9-25.3
      香港7.74807.74870.015,196.799,544.53-37.2-37.2
      日本114.30137.14-16.720,604.9615,783.12-23.4-41.1
      新加坡1.43021.6465-13.11,987.951,314.64-33.9-47.0
      菲律宾26.37638.658-31.82,809.212,124.48-24.4-56.2
      泰国25.8839.21-34.0527.28358.9-31.9-65.9
      马来西亚2.52453.8225-34.01077.3570.55-47.0-81.0
      韩国887.9384.0-35.8745.4331.9-55.5-91.3
      印尼2,431.610,800.0-77.5724.55439.55-39.3-116.8
资料来源：台北经建会提供

听众提问

面临亚洲金融风暴　重要的是做基本改善
　　钟志邦博士问：首先我要谢谢高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讲座。他说是第一次来新加坡公开发表演讲，所以他对新加坡很多方面讲得非常客气，我想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就不一定需要这么客气了。他把文化因素和经济一起来谈论，讲得非常中肯、非常好。一方面肯定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长，肯定有文化因素在里面，但我并没觉得高教授太注重文化因素，这一点我非常欣赏。文化因素是个事实，但他并没有像其他学者那样太过强调主导四小龙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
　　我在这里提一个小意见，不一定正确，只是提出来讨论。关于新加坡的成功故事，我想好多时候有个误会，很多时候当WashingtonPost（《华盛顿邮报》）、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FarEast Economic Review从人权、自由民主的角度来批判新加坡时，新加坡的领导如李资政，就很强调我们是东方社会，把群体利益看做至少跟个人利益一样重要，甚至说我们把群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不要以西方的个人自由主义来压制、批判我们。所以当李资政或其他新加坡领导受到这些媒体批判时，特别是关于自由、民主的问题时，李资政和他的同僚们经常强调咱们是东方社会，强调亚洲价值观。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政治因素来干扰的话，我注意到，在好几次的访谈里，李资政很少提到文化因素。最近，大概是英国的经济人来访问他时，问新加坡的成功之道是什么，他根本就没有提到文化因素。他说：第一，由于我们的殖民地背景，我们有一个讲英语的环境帮助我们跟世界各国交流；第二，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文官制度、很安定的法制体系，政治经济各方面的透明度也相当高，不可以说完全没有贪污，不过贪污金钱的政治现象很少。他说最后一点，我们很幸运，有一个自由的海港。这些都是我们的成功之道。
　　所以我想，当我们谈新加坡的经济奇迹时，我们是从两方面去看。如果外国的媒体、政治家以自由民主的角度批评新加坡的话，新加坡的领导包括李资政，通常都要强调亚洲价值观。但如果没有这些批判的话，他会心平气和地分析新加坡的成功之道，几乎很少提到文化因素，而归功于我们法制体系的透明度、自由的海港。我只是提出一些小意见，不一定正确，请多多指导。
　　高希均教授答：钟博士讲得非常好，我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去年2月《远见》杂志来访问李资政的时候，我记得《远见》杂志的标题来形容李资政是：“一位不随西方价值观起舞的东方领袖”。
    我想您的分析很对，当李资政心平气和讲的时候，他不会很强调这个亚洲价值观；当他被攻击的时候，被误解的时候，他就显出了东方人的性格，总是要有一点民族主义。拿显微镜看，痣变成疤
拿望远镜看，疤变成痣
　　陈金川问：高教授，您刚才说现在有很多人对中国另眼相看。我上个礼拜到北京跟朋友聚一聚，他跟我说：“金川，现在我坐这个位子，有很多人因我的事业要来见我，有英国人、美国人，不过我知道他们不是来看我，是来看我们的市场。”我觉得他的讲法很实在，不知道高教授有什么高见？另一个问题我想用英语问：When you saythat the Chinese economy is likely to be better,becausethey have made a statement that they will not devalue the Yuan, at the time when the Japanese Yen is crashing, it has somehow stablized now. My question is: do you think, with a population of 1.2 billion and assuming that they have US$100 of hidden savings, in others, cash that is not in the bank,if it is in the bank, it is in the system already. Is it possible for this particular amount of, let's call it kick assets, to kick start and actually do well in their domestic economy and possibly getting all the Asian nations to come out of this ra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