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震后六天 那几天余震不断，我们在二楼，不断上演侯宝林先生相声中所说的“全上来，都下去”那一幕！筒子楼只有两边有楼梯，一有动静，大家都挤到楼梯口，争先恐后往下去；如在这时小震两下，后边的人出于本能就要使劲儿往下涌而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情；一次，内子被后边的人挤到，情况十分危险，幸亏我弟弟在旁边，一边拦住人流，一边迅速把他嫂子扶起来（更准确的说，应该是“抄”起来，他当学徒时端过铁水儿，力气十分了得），才免于不幸发生。 除了“全上来，都下去”，我们就是寻找去唐山的车，同时，我还要想出万全之策安置内子，肯定是不能回娘家了，病病歪歪的不说，回去不但不能添把手反而添乱，还要别人来照顾，不合适。最后，决定把她送到上海去。七月三十号下午，我去前门买车票（预售处）。用人山人海来形容是恰如其分的。天热到什么程度，我举一个例子：我当时体重只有一百五十斤，骑自行车，前门楼子周边的柏油路面呼扇呼扇的，有的地方骑过去甚至被轧翻了。现在已经记不清是用什么手段买到了一张票，反正十分不易。北京到上海特快票价是二十七块四，距离为一千四百六十二公里。八月一号下午，我和我哥去送站，当时那场面，令人终生难忘：人头攒动，拥挤得水泄不通！真的，如果从上面泼下一盆水来，恐怕地面上不会有水珠儿落下！内子根本挤不动，我和我哥一前一后保驾，终于挤到车窗边（车门根本就别想靠边！里面已经满了，车门口外边还有N多的人要挤上去！真的，就像末日来临一般），这时，我们的“内应”来了，是他看我们无法挤到车门口，给我们指的这条路。侯师傅（餐车的上灶，一位十分实诚的上海人，我的老乡）打开车窗，我把内子抱起来，我哥在边上保护托送，侯师傅在里面接应，总算上了车！马上有人要如法炮制，侯师傅立刻关上窗子。有人要砸玻璃，幸亏乘警在车窗里及时出现，那伙人悻悻而去。 去唐山的车一直找不到。我弟弟在城边上的几个经常有外地车停放的停车场转悠，终于找到一位唐山司机。他也正在郁闷，他是出差送货没赶上地震，但回不去了！过了天津没“路条”就得往回走。他只好回北京呆着，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去。 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哥儿仨作出决定：送走我爱人以后，我和我哥先南下保定石家庄，寻机去唐山，我弟弟留京。八月二号中午，我们到了保定。保定是我启蒙之地，我父亲母亲有不少同事朋友在此。我们先去了陶妈妈家，王伯伯陶妈妈与我父母是世交，我们在保定期间，曾得他们多方照顾。王伯伯告诉我们哥俩儿，他一直在关注唐山方面的最新消息，但他只知道新区损失小一点儿，详细情况尚不得知。萍姐（陶妈妈的独生女儿）一直劝我们哥俩儿放宽心，说姑父姑母吉人天相（萍姐的先生是我表哥），不会有事儿的。表哥（云龙）是“文革”前北航的研究生，比较有学问（当时研究生远不及今天的多，一个导师只带一两个学生，他的导师好像是武衡先生），他不说一些空洞的话安慰我们，但为我下一步去石家庄做了一些分析和点拨，使我们头脑清醒了许多。 我和哥哥还去了保定的老宅子（光华路西街182号），大伯一见我们哥俩儿，马上就问我父亲的消息！十分急切的样子。我们说南下就是为了探听这方面的消息，并寻机去唐山；又告诉他，新区损失不大；他也说，我父亲额骨头高（吉人天相之意），以前有过多次逢凶化吉的记录；我们说有了消息马上告诉您。临走时，给他留了一点儿钱（大伯原来有工作，后被“下放”了，此后就一直由我父亲管着，直到去世），大概就是十块二十块的，我们身上也没什么钱，而且还不知道哪天才能找到父亲母亲呢？！ 趁着哥哥和大伯说话，我去看了一个同学——马金良。他住在185号，上小学时我最好的两个同学之一（马金良于近日被我找到了，另一个，至今尚未有音信）。至今我记忆犹新的是，当我走进那间昏昏的小屋时，马金良的老父亲（我叫他大爷）急切的问我：你父亲他们怎么样？我说没有消息。于是，三人黯然。过了一会，老人家在破旧的窗台上，找出一支“礼花”牌的烟给我抽。那在当年是高档烟了。我双手接过来，手一捻，“哗哗”作响，应该是放了好多日子了。我们家于1960年夏天搬到北京，16年一晃而过；本来应该有许多话要说，但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只有默默的喷云吐雾，无言以对。哥哥来叫我了，只得与他们作别（又有30年没见了，光华路西街早就拆了，1998年我曾去过一次，一无所获；今年上半年才通过我的一个学生十分曲折的找到马金良）。 三号凌晨，我们继续南下——去石家庄。表哥说，省会应该有更多的消息。况且，父亲过去的许多同事都在省里。还有一个他的学生（上世纪五十年代他的一个勤务员），已经是省建的副经理了，找找他们，是有用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