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的科技发展，不得不提一个叫李约瑟的英国人，他以西方人的角度对中国的科技史做了一次梳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对中国人自信心的提升，因为李约瑟在其著

　　但李约瑟也提出两个问题，始称李约瑟难题：第一，为什么中国在前现代期，能够产生远远领先于其它国家的文明；第二，为什么在现代，中国在科技上却落后于外部世界。

　　对这个难题的解法，众说纷纭，早先有一个很流行的观点，叫“高水平均衡陷井”，大意是说因为中国社会发展到近现代，人太多，所以对技术改进的需要很低，于是就没人搞发明了。

　　这么说显然没有道理，中国农民再实诚也知道，人的力气还没驴大呢，更别说农机了。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七十年代中后期，农民自发搞小生意的势头越来越猛，于是各地开始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日，某县长发现一农民开着拖拉机干私活，于是开着吉普车狂追，赶上之后，县长说，要不是开汽车，我还真撵不上你呀。农民愤愤地回了一句，你都知道汽车比拖拉机快，我就不知道拖拉机比马车快？

　　经济学家林毅夫对李约瑟难题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林认为前现代期的科技以简单的发明为主，中国人口多，所以这方面有优势，但现代的科技以数学表述及可控实验为主，对人力资本要求极高，而在近现代中国大兴科举，大家都投身八股，没人愿意在受这方面教育上下功夫了，所以就落后了。

　　当然，林也是一家之言，但有一点我同意，技术的进步不是靠几个科技狂人钻在地窑里能搞定的，它必须有制度的支撑。学过法律的人都知道，英国之所以有工业革命，或许离不开《安娜法》，这部全世界第一部专利法，使人们对于参与风险极大的科技创造，有了基本的信心，从而才如马克思所形容的那样，资本象是从地下冒出来的一样，创造了种种奇迹。

　　试想，如果此时中国的盐商们发现投资生产电灯、无线电发报机既能赚钱，又有保障，还用得着去捐什么官吗？

　　现在没科举了，所以，尽管不时会有几个文人跑出来，到处劝人去学经，但多数人还是教育孩子，“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仅是如此，中国的科技就能进步了吗？看看满大街到处卖盗版碟盗版软件的小贩，看看那些东拼西凑除了能混职称，再无其它价值的所谓科技成果，我以为，李约瑟难题仍无最终解。

　　制度与技术的共同进步，才是社会前进的推动力，没有制度的技术，行之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