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助中支撑“儿童村”

由于缺少资金来源，儿童村最无助的时候账面上只有10元。

儿童村的创始人是金宏伟，吉林市人。此前，他是吉林某合资企业的经理，后辞职经营酒店。他萌生代养重刑犯未成年子女念头，是在1999年的秋天。

那年，金宏伟在自己经营的饭店门口发现，有一男一女两个小乞丐每天都来。他们虽然衣衫褴褛，脸面却很干净，女孩的头发也梳得整齐。

男孩小明8岁，女孩丫丫5岁半，他们的父母为同案盗窃犯，双双入狱。“我们不是乞丐，我们也想上学，可是父母都在监狱，奶奶双目失明在家，自己都照顾不了。”男孩说。小明每天会带妹妹到火车站厕所洗脸，并给她梳小辫。

金宏伟把这俩孩子收养了。直到两年后，他们的妈妈刑满释放，才接走孩子。金宏伟意识到，社会上一定还有很多像小明与丫丫这样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因为犯罪入狱，孩子面临着无人监管的问题。

他于是开始在监狱、少管所里进行调查。4年时间，金宏伟走遍了吉林省内所有监狱、辽宁省大部分监狱以及河南等地的少管所。金宏伟了解到，目前中国共有4家儿童村，在8年时间里救助了500名儿童。

杨老师介绍，2003年9月，金宏伟放弃了经营良好的饭店生意，投资10多万元，在大连甘井子区双台沟村租下这栋二层小楼，创办了这个儿童村。

最初很难。“在2004年5月以前，全靠金宏伟的积蓄维持。最惨的时候，儿童村的账上只有十几块钱。只好给孩子们吃白米饭，菜几乎都没有。”杨梅回忆。

2004年10月，由于金宏伟突发脑出血，一病不起，儿童村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房租费、水电费、生活费、孩子新学期开学的费用都没有着落。

偏偏此时，与之相似的沈阳阳光儿童村因为财务管理混乱而遭受质疑，收养重刑服刑犯人子女的“儿童村”陷入空前争议中。

“那时候真是无助，也很茫然，真不知道该怎么做下去。”杨梅说，那时就感觉很灰暗。

潘芏在灰暗的时候来到儿童村。她是金宏伟的好友，当时为一家企业人力资源部的部长。此前，作为义工，她也参与儿童村的创建。“有两个多月在混乱中度过，我和杨梅只是想别让孩子们再次失去好不容易才拥有的家。”

“孩子们总是偷偷议论，害怕会被撵走。但是看见我们，又不敢说。他们可怜巴巴的眼神让我感觉揪心。”潘芏说。

直到在大连当地的媒体的报道下，大连市许多企业、个人给予儿童村很大的帮助，情况逐步得到好转。

“保鲜”狱中父母的亲情

为了避免孩子和父母间生疏，儿童村每月会要求孩子和父母通信。

每个孩子来到儿童村后，儿童村都要与他们在狱中的父母联系，签署《委托代养协议书》。“只有签署了协议，我们才有资格做他们的‘代家长’，对孩子进行全面的管理与教育。”潘芏说。

按照协议规定，儿童村将负责委托代养儿童的衣食住行、入托入学、道德品格等教育，并负责一切费用，儿童年满16周岁或者孩子家长获释后，委托代养关系可以解除。

从创办到现在，儿童村陆续收养了19个孩子，主要是辽宁地区重刑犯人的子女。父母出狱后，有抚养能力了就接走。父母如没有能力接回的，儿童村也可以延长一段时间。父母也无须支付村里任何费用。杨梅说，“其中最短的待了8个月。有四个孩子从创办至今，一直都在这里。”

儿童村的孩子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和“石头”类似，由孩子的亲属送来的，或者是孩子所在地的邻居或街道办等送来的。

另外一部分，则是来自监狱的推荐。现在，辽宁省各大监狱都有儿童村的资料，一般情况下，监狱如果觉得符合条件，便会通知儿童村去领养。

“符合条件”是指，男囚在监狱内服刑，孩子的母亲改嫁或远走他乡，并且已经抛弃孩子，另一种情况是孩子的父亲因为夺取妻子的生命而犯罪；女服刑犯一般的情况是，男方早已抛弃母子。

“这样的孩子，我们首先要了解孩子的家庭背景，受现有条件的限制，是不可能全部满足需求的，主要是‘三无’孩子，即无家可归、无人抚养、无人教育。”杨梅说，“而我们既非孩子的领养人，也不是收养人，只是代养人。”

这些代养人会不定期地给孩子父母邮寄孩子的照片和书信。孩子们在儿童村，每个月都要给父母写两封信。每年寒暑假的时候都要和监狱联系统一带孩子去监狱看看父母。“要让孩子还有生活在亲情中的感觉，再一个原因，孩子现在还小，时间长了不见父母，以后难免有生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