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律”、“警察”的敏感

这些孩子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父母”和“法律”都让他们特别敏感。

海亮现在仍然没有上学。此前，他只读过两个学前班，不会写字，只会照着描。

没有上学的还有海悦和海辰。“9月1日开学时去了两天，后来学校就不让去了。”刘斌说。他是今年3月份过来的又一位儿童村全职社工，孩子的上学申请由他负责。

“为了孩子，我已经跑去甘井子教委申请两次了，现在还没有申请下来。”刘斌说，按照学校和教委的说法，必须在取得孩子的代养资格后，才可以申请。

海悦、海亮和海辰是今年夏天才来到儿童村的，他们的代养资格还在办理。实际上，从儿童村创办的开始，就一直被孩子的上学问题困扰。

杨梅回忆，最开始的时候，联系学校非常的困难，往往是问过10所学校，有一所肯让孩子来读书就不错了。学校的普遍担心在于，服刑犯的孩子普遍缺少管教，学习成绩差。此外，对孩子也往往存有偏见，认为“有其父必有其子”。

当时金宏伟不停地到学校去找领导，不断解释儿童村的性质，甚至跟着校领导上下班，直到最后学校同意。

儿童村现在的孩子都送到统一的学校，其中，有9个在大连甘井子区营城子镇双台沟村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两个大的读初中，在大连第二十八中学，初二。

孩子们的学费也都是由儿童村交。

在教育中，这些孩子对“爸爸”、“妈妈”、“法律”、“警察”之类的词汇特别敏感。“最初，孩子们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杨梅说，刚开始的反应一般都是“一言不发”，拒绝与人交流。

能够让孩子正视父母的行为，接受他们犯罪的事实，目前，儿童村最为缺少的，正是专业的心理医生。潘芏说，“对于他们来说，融入主流社会、像普通孩子一样有着充满阳光的童年，并不容易。”

谁代养成为法律空白

究竟由政府还是民间组织来代养这些孩子，成为法律空白。

目前，儿童村的全部运作资金都是来自于社会的捐赠。“现在平均每个月接到的捐赠（包括实物折算）在8000元左右。”潘芏说，儿童村现时每个月孩子们的开销，也在7千－8千左右，“有时就会出现资金紧张。”

由于没有注册，无法出具正规的发票，现在的资金主要都是零散的捐赠，最高的一笔不过4000元。

此前，儿童村曾找过大连慈善总会寻求注册上的帮助。“大连慈善总会的意思，是要我们的所有资金都纳入他们的监管，并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杨梅说，“双方并不能因此达成一致，后来注册的事也就拖了下来”。

“儿童村现在并不合法。”大连慈善总会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对记者说。

“没有注册，得不到法律的认可，没有发票，要获得企业和国外基金的帮助很难”。潘芏说。

对于政府方面的资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社会福利处处长王素英曾在一个讨论会上强调，这些孩子不在民政部现有职能范围内。对于罪犯子女，通行情况是由自己的亲属照看。没亲属或亲属没能力照看的有特殊困难的孩子，民政部门也给予临时照看。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陶传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一事业完全由政府负责不太好，可以政府做一部分，社会做一部分。

但他同时认为，政府最需要做的是在这些团体的登记注册方面给予支持，为其创造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并给予部分资金支持。但如今的法律并没有对此进行规定。

网络公示爱心捐助

潘芏希望儿童村将按照国际标准管理，能将财务通过网络公示。

从2005年2月起，潘芏开始走出大连。她与国际NPO信息咨询中心（专为各种非营利机构提供支持服务的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参加该组织的免费培训班，学习了一整套非营利性机构的管理模式，并积极实践。

按照国际惯例，潘芏在儿童村理事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一个监事会，用以监督理事会的工作和资金使用情况。为此，潘芏聘请了德恒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的主任王刚义为监事长。

潘芏有一张以她名字开户的交通银行太平洋卡。儿童村所有的现金捐赠都要集中到这张卡上，“如果不是直接打在卡里，也要先存入卡中才可以再次支取。”

“需要取款的时候，我们会去监事会领取卡片，同时讲明取款用途，每次取款完后，都要将取款凭证交由监事会保管，一边日后对账”潘芏说，王刚义有我们银行卡的查询密码，可以随时查询账户余额和资金使用情况。

潘芏还想在今年找到一家合适的审计所，对儿童村进行账务审计，“到时财务将通过网络进行公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