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共同社记者松尾康宪等四人应新华社邀请，于6 月21日至7 月10日访华，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而采写文章。应他们的请求，王蒙同志于1992 年7 月4 日上午在新华社会客室会见了他们，并回答了他们的提问。陪同会见的有新华社张海波、侯健、石序，王蒙同志的秘书王安。谈话如下：
松尾康宪（以下简称松）：先生，首先说明一下今天的来意，这次共同社来华访问的目的是了解日中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实际情况。听说王蒙先生87 年访向日本，先生只是短期接触过这个东方岛屿国家，但是我们日本人的心中对您有一种新鲜和温和的感情。你退出政界以后，《新疆日报》介绍你访问你的第二故乡新疆，受到农牧民诚恳的欢迎，对此我们共同社如实、客观地报道过了。这次．第一次见先生面，衷心表示敬佩，并感谢新华社同仁的安排。第一要问的是，日本这个国家在唐宋时代以前是一个军国主义色彩浓厚的国家，听说最近先生看了日本的话剧《李香兰》，你看以后，以文人作家的立场，对军国主义的含义有什么样的感觉和印象？
王蒙（以下简称王）：很高兴和各位见面，本来应该请你们到寒舍去，但是我家里正在施工，有许多工人，像个工地，因为我想把厨房和吃饭的地方改善一下，提高生活水平了！（众笑）家里乱七八糟的不好请你们去，只好麻烦新华社的同志。《李香兰》我看了，而且非常有兴趣，因为我熟悉那一段生活。我的童年是在北京，我的小学时代是在日军占领时期，所以对李香兰，对李香兰唱的那些歌，李香兰演的电影，以及当时的许多事情和气氛我都很熟悉。另外，家父曾留学日本，那时他也在北京担任一个学校的校长，后来还担任过大学的教师，他有许多日本朋友。看《李香兰》引起我很多回忆，感觉非常亲切。对中日关系上那一段，我想中国人和日本人理解的角度肯定是有不同的，即使是日本最最理解中国人的人，他们也会有不同的角度；反过来说，即使是中国最最主张中日友好的人，他们也会有不同的角度。我看了以后很受启发——噢，事情原来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我又找来了李香兰的自传，是由作家协会陈喜儒先生翻译的，我正在读这本书，今年年底我想发表一篇读后感。我觉得我能理解编戏的思路。
松：什么时候出版？
王：我还没有写，是一篇文章，我希望今年年底能够登出来；当然这是我的愿望，还要看编辑部。
西仓一喜（以下简称西）：我是西仓，是共同社驻北京的分社长．现在人们还很关心你的情况，特别是一系列关于《坚硬的稀粥》报道之后。我代表共同社向你表示感谢，我们终于有机会和你见面了，因为我一直想有机会向你提几个问题。据说中国的官方的报纸批评你，你用了法律的手段来起诉，我觉得解放以后中国的文学界还没有这样的例子，我想问的是你为什么要以这种法律的手段来对抗？
王：我要说明，和共同社的朋友见面是近几年来，不再担任文文化部的职务以后，我唯一的一次，也是第一次和外国的记者来交谈，也是由于新华社的朋友们的热心。《坚硬的稀粥》 的事情已经基本上告一段落。因为发生了从政治上给一个作品和它的作者扣帽子的情况，使我不得不有所表示，一般的旁人对我的作品的批评，我从来是不在意的。后来中国的有关领导否定了进一步对我进行讨伐和批判的计划，希望把这件事情平息下来，不再争论，我很拥护中国的领导这样一个判断。我从一开始起就认为《文艺报》的做法并不代表中国当局，并不代表中国领导的意图，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不想再谈这件事情，来响应中国领导平息这场风波的意图。
西：那你撤销了你的起诉吗？
王：没有。因为我的起诉法院也没有受理，所以这件事就放下了。
西：你是说中级法院？
王：中级法院、高级法院都没有受理。这里我要说明一下，我并不是创记录的人，就在我之前，天津的一个女诗人伊蕾小姐也起诉了《文艺报》，由于《文艺报》对她的人身攻击。所以我开玩笑说伊蕾是我的师傅。
西：《文艺报》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报纸吗？
王：对。
西：你当过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对吧？
王：我不是当过，而且现在也还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
西：这就有点奇怪了，由作家协会控制的报纸却攻击作家协会的副主席？
王：这个我也觉得有点奇怪。（众笑）我认为文艺界的一些领导人本来可以胸怀更宽阔一些，更好地维护中国的稳定和文学艺术的繁荣，但是他们没有选择这样一个正确的路子。
西：最近我收到了一本日本的杂志，你的《坚硬的稀粥》已经被翻译成日语出版，据统计，在上个月里你是十个卖的书最多的作者之一。先生，你觉得为什么你的作品在日本会受到欢迎？
王：我的作品被翻译到日本，这不是第一篇，早在1980年我的作品《蝴蝶》就在日本出了单行本，是由相浦杲先生翻译的，他已经去世了。其次我写的反映新疆生活的小说《在伊犁》 也由东京德间书店出版，是由市川宏和牧田英二先生翻译的。《坚硬的稀粥》受到日本读者的欢迎无非两个原因：一个是我的作品也许写得很不错，另一个原因就是《文艺报》帮助我做了推销工作．（众笑）
森保裕（以下简称森）：我要问的问题可能是比较敏感的问题，三年前发生了“六•四”，以后你辞去文化部长职位，有的报道说你拒绝慰问戒严部队，用辞职来表示抗议镇压民主运动。你能不能解释一下那个时候你为什么要辞职？
王：我想这件事中国方面和我本人都曾经清楚无误地做过说明和解释，我正式提出辞职是1988 年10 月1 日，我写的信现在还保存在文化部的档案里，那个时候显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请求辞职的理由是为了从事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最后在人大常委会上李鹏总理提出这个议案的时候也是这样讲的，由于他本人希望“专心从事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这个话他用的就是我请求辞职的信上的原话。因为我能创作的是文学，但我能评论的还包括艺术，比如说戏剧、电影呀，还有诸如电视呀这些东西。所以我写的是“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最后李鹏总理的解释也是这样说的。我想我们就不必多谈这个事情了。
森：在当部长之前，你是否也不大愿意接受文化部长这个职务？
王：是的。所以在1986 年，其实远在1985 年就开始酝酿试探这个事情，我一直是坚决地推辞，后来到1986 年讲好我就做三年。我为什么在1988 年10 月l 日提出来呢？当时是我到文化部上班两年半的时候，我想我在两年半的时候提出来，就有半年的时间可供国务院、总理物色新的人选。这也是过去了的事情，都讲过的。
森：你当时拒绝慰问戒严部队……
王：我当时生病，请的是病假。
松：如果没有病的话，你是否考虑……
王：没有病的话就按没有病的情况来考虑，有病就按有病的情况来考虑。而且我希望我们大家把眼光放在现在、放在未来，特别是在中国出现了这样一个新的改革开放的势头，而且带来了新的希望的时候。
森：你如何评价三年前的事？
王：三年前的事已经成为历史，三年前的事情我觉得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方针，使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经受了一次严重的考验。我曾经很担心：一是我不希望中国回到闭关锁国、搞政治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样一个时期；第二我不希望中国发生混乱，不希望中国发生无政府状态。谢天谢地，我所不希望的两种状况没有发生，目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方针，改革开放的方向经受住了这样一次考验。中国唯一的出路是继续改革开放，继续保持稳定，继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最近一系列的讲话增加了实现这种前景的可能性，我们还是多讨论现在和未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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