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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现在文艺界的情况怎样?你是否认为目前的状况利于文艺创作? 王:文艺界的情况也各不一样,我只能说我的多数朋友关心的是自己的新作品。特别是这些年好多人正在构思和写作新的长篇,就是我们常说的鸿篇巨制,比较长比较大的作品。如果我们的国家能够做到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保持稳定,这对创作来说是最好的,因为我们不能在混乱中、动荡中进行创作。我们也不能在一种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判下面,甚至是在文革的那种状态中进行创作。事实证明在文革中大概没有什么人进行创作。文革十年我的钢笔都丢了,需要写字时就向我儿子借一杆用用,用完了以后再还给他。 森:从贵国的新闻报道中我们看到中国正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50 周年,我对中国的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很有兴趣,政治干涉文艺。在这方面现在的情况与过去相比,你的感觉如何?现在比以前好一些吗? 王:从我个人来说,我1934 年出生,1937 年全面的抗日战争开始,1945 年的北京由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接收,我很快在少年时代就参加了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斗争,一直到1949 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又是连年的政治运动,这样一种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必然会对文学有很大的影响。许多文学家参加抗日斗争,参加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斗争,这是历史,既不能说成是政治对文艺的干涉、干扰,也不能说是文艺家受到了政治的迫害。这只能说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但从50 年代后期,由于指导思想的“左”的错误日趋严重,这样在文艺活动当中就采取了一种简单化的、强硬的办法,要求文艺创作来图解每一个具体政策、具体任务,比如说要入社了,所有的小说呀、歌曲呀都歌唱入社,比如说要大跃进了就都唱大跃进,成立人民公社就唱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就是好!搞文化大革命,就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所有这些给文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废黜了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作家艺术家或者到五• 七干校啦,或者去农村插队啦,有的教授打扫卫生啦,当清洁工啦。我们很多作家都是很好的木匠,我的这位秘书王先生,他的父亲是新疆的一位老作家,他也在文化革命期间学成了很好的木匠手艺。这些确实都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记忆。应该说在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发挥主导作用以来,文艺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当然由于文艺问题比较敏感,文艺人也都很聪明,又互相瞧不起,所以矛盾、斗争啊,批过来、批过去这一类的事也发生过很多。 西:今年年底要召开十四大,关于你的代表资格问题,海内外有各式各样的说法,比如有的报道说王先生和贺先全的代表选举,提前形成了对立的场面,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王:我必须说明关于十四大代表选举的情况,我始终没有得到直接的第一手材料,我没有参加提名选举,也没有去竞选过,我们中国的习惯不一样,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自己去竞选。我听到的情况也是旁人跟我说的。据我所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不是以部为单位进行选举,不存在在文化部选举这样一个前提,而是由文化部的党基层组织的成员,也就是党员来提名,再由部的党委参照这些提名进行整理排列,经过这样的整理和排列之后再发到基层组织,向每一个支部征求意见,经过这样一个民主集中制,即有民主也有集中的过程,最后由部党委提出本系统的候选人,这候选人是六个还是八个,我也不很清楚。按照过去的经验大概是七、八个人左右,也可能少到六个,也可能多到九个。然后国务院各部、委、局的候选人汇总到国家机关党委召开代表大会,进行选举。现在选举的情况没有人给我讲,也没有接到通知。但是我听说我不是候选人,候选人里并没有我,而且我也还听说贺先生当选了。必须说明这是我听说的,我没有授权发布这个消息,也不能证实这个消息。 松:你退下来以后,贺先生当了代部长,近三年过去了,贺先生为什么还是代部长,而没有成为正式的部长呢? 王:这我怎么知道?没有人来和我商量贺先生是要代,还是不要代的问题。 松:“代”这个帽子不自然吧? 王:这个我确实不知道,我也没有当过代都长,我也没有当过代局长。我不知当代部长或代局长感觉上是不是有些不同,也可能没有任何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嘛,就没有不同。 松:我们共同社有几次误将贺先生写成部长,当然这没有什么坏意思啦,我们认错了,可是还是有人来追问,我们只好确认他是代部长,真是奇奇怪怪的事情。 西:请问王先生,你现在还是中央委员,对吗? 王:是的。 西:如果你这次不是十四大代表,还能当下一届的中央委员吗? 王:这个我并不了解,我只能这样说,我是十三届的中央委员,十四届要重新选举。我从十二届,就是1982 年但任中央候补委员,到1985 年担任中央委员。1982 年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也不是代表,我是列席,开会时是在人民大会堂二楼上,不是在一楼,但是我当选为十二届的中央候补委员。我说这话的意思并不意味着,我十四大虽然不当代表,也可以当选成什么,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说明十二届是这种情况。十三届我是代表,也在这次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十四届现在还没有开。我想,我当不当代表,当不当中央委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仍然是一个作家,我仍然要很好地不停地写作。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我们国家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健康的稳定的因素,我仍然要为我们国家文艺界的团结稳定和繁荣来尽我的微薄的力量。 森:刚才提到你不太愿意做部长的工作,那么你对中央委员工作兴趣怎样? 王:中央委员的工作不是一个具体的职务,不必天天去上班去处理事务,而且中央委员工作也没有事先征求过我的意见。比如刚才我说到的1982年选举我为中央候补委员,我当时也是大吃一惊的。我看大会最后公布出名单来,上有一个叫王蒙的。然后通知下午两点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回去后我就委托北京市文联的一个工作人员,我说你问一下那个王蒙是谁,是我的话我不好不去,如果不是我去了很不好意思——人家说不是你,你回去吧,显得我很想当中央委员的样子。所以是这样一种情形。后来他们就问了一下,然后就给我打电话——人家说,就是你。那时我还在北京市文联,进行职业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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