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刚才先生强调文艺、文化的稳定发展。
     王：是。
     松：可是中国禁书措施还在继续，89 年夏天有几百册的书被禁止，里面有黄色的书，也有算命的书，但写赵紫阳先生传记的书也被禁止了。出版署禁书的名目没有公开，去年我带着一本苏晓康的《乌托邦祭》旅行，可是在机场被没收，这样的情况现在还继续吗？有关戈尔巴乔夫的书没有公开，倒允许有。
    王：对不起，有关戈尔巴乔夫的书有吗？
    松：书店的朋友给我看了目录，内部发行。这样的书本来就应该公开，不公开而继续禁书政策，对文化健康地发展我想是不利的。对此，中国今后怎么办？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请教给我。
    王：刚才你谈的这些情况我很不熟悉，我不太了解一些书籍被禁止的情况。我想这一类书，就如刚才记者先生讲的，黄色的呀，迷信的呀这一类东西；还有一些是政治上的问题。对于政治上的问题应该怎么考虑？八九年通缉了一些人，对通缉的这些人的书，或者要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我想应该说这还是比较特殊的情况。我个人也希望在书籍的发行这一类问题上应该有更严密的法制，有更清楚的可以遵循的管理条例，以避免偏严或者偏宽的情形。从长远来说，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完全可以相信广大读者、广大人民是有他们选择的能力的，对国家对读者负责的编辑、作家、直到书店的老板店员，他们也应该是有选择的，有他们的责任心的。我希望这方面的事情今后处理得更好、更明确。
    松：谢谢。
    西：先生，想请你说说《坚硬的稀粥》。有人说你通过作品缩影了国家领导人。我看你的作品讽刺性很大，有你独有的大幽默，你通过这个作品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
    王：去年12月，在1991 年12月号的《 读书》杂志上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作《话说这碗粥》，就是讲我对这个作品的看法的。所以这里就不多谈了。文章很短。
    西：发在哪里？
    王：《读书》杂志，三联书店出版的。你们可以找得到吧？不行的话，你们还要在北京呆几天呀？
    松：他们是常驻的（指西仓一喜和森宝裕）。
    王：那就请我的秘书王安先生把《话说这碗粥》的复印件寄一份给新华社的同志，再请他们转给你们好吗？
    西：今天我们聚在一起，还是请你简单地谈一谈。
    王：一个作者其实最乏味的是谈自己的作品，因为他如果想谈什么的话，他应该表现在他的作品里边，而不是在作品之外再做出一个冗长的，依我看是很讨人嫌的解释。（众笑）如果一篇作品有人看了觉得是这个意思，有人觉得是那个意思，这是作者最得意的事情。我所以在《读书》杂志上写那篇文章，也是被逼迫得不得已了，那么大的帽子扣下来了，我得赶紧声明两句，否则连写那样的文章也是多余的。如果你们不问的话，我也不愿再提这篇文章。既然你们问了，那我就请这位王先生把它的复印件给你们寄去。但是我希望这篇文章不妨碍你们按你们的意思去理解去分析这篇小说，只要你们的理解、分析不是抱着对作者不怀好意的目的。当然我相信你们不会的，我们无仇无冤嘛，我们还有友谊嘛。如果不是那种情况的话，我绝不干涉。大家都可以去分析，新华社的朋友也可以去分析这个作品。人们可以喜欢这个作品，也可以不喜欢这个作品，当然喜欢这个作品更好，不喜欢这个作品我也没办法。
    森：（拿出一本新出版的王蒙的小说集《我又梦见了你》）这是我新买的先生的作品．
    王：谢谢，谢谢你帮助我多得了一份印数的报酬……（被笑声打断）。
森：这本书是去年七月出版的，而我买到则是今年的三月，出版发行这本书是不是遇到了压力？
    王：为什么会受到压力呢？
    森：从出版到能买到用了半年多的时间。
    王：噢。出书没有受到压力，没有。书是很受欢迎的，出版了一个系列。至于说印出来到看到了用半年的时间，这在敝国是常有的事情，也可能用一生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打工印刷的时间以后还有装订、放进仓库、发行等环节。比如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得到我应得到的那些。有20 本样书奉送的，另外我还花钱买了100 本样书，为了送朋友，但是到现在我还没有得到。出版社说书在仓库里没有汽车去取，所以我委托了文化部的一辆汽车今天下午去取，我大概今天下午四点钟才能得到欠我的80 本书。所以这不是那种情况，这一套书收集了当代一些作家最新的作品、受到读者的欢迎也受到文艺界的好评。有些人可能不喜欢这个书，但是那些人的地位、权力和影响不足以对这套书的出版和发行产生任何的压力。他们也许背后说点不高兴的话，那只能随他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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