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序是夏衍先生写的。
     王：是的。
     西：序中说“在当前出版界遇到不少困难的时候”，这不少困难是什么样的困难？
     王：如果要找出版家的话，他们说出的困难就太多了。头一个，现在纯文学的读物或者说严肃文学的读物订数非常少，有时一本书辛辛苦苦写了好几年，最后一征订只征订到25 本，于是出版社就拒绝印这本书，这是财政上的困难。其次对作品的质量要求，读者的口味也在变化。我知道你们的兴趣是在政治上，当然政治上的困难也有，因为一个出版社对某一作者不可能切都了解，书印好了，作者出了问题——跑掉啦，在哪儿发表讲话大骂中央政府啦，中国政府又要追究他啦，出版商怎么办呢？就有困难了。但是最主要的困难就是订户少，昨天我还去看望过夏衍先生，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中国读者的兴趣也是在不断地变化，前些年受到通俗文学的影响和冲击，我们所说的通俗文学是指功夫小说、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如台湾作家琼瑶、香港作家金庸等人的作品。这几年受到什么新冲击我也不知道。这一批书（指华艺出版社的“当代著名作家大系”) ，不只我一个人的，订数都在一万册以上，这已经算是不错的了。据出版社说，最近又新出了一批，其中有很年轻的王朔先生的新作《过把瘾就死》，他们说王朔的和我的，即二王的作品卖得最快。但是我觉得并不理想。因为我希望能印五十万册或一百万册，如果说印一万册说卖得很快，那就很遗憾了。
    西：中国正在进行高速度的改革开放，好像在经济方面改革开放很快，而文艺界看来好像比较保守。
    王：文艺界你是指谁呀？比如我也是文艺界的一个重要作家，我并不保守。我认为从经济的改革开放做起是正确的，因为中国毕竟面临非常突出非常严重的经济问题，人口多，农村有很多地方还很困难。经济的改革开放不可能不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变化，我想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怎么进步？怎么变化？这个也不是以任何人的意志来决定的。至于文艺界是不是有一些比较保守的人呢？我只能说有，正因为有，所以有些事做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不那么容易。从中国总体来说改革开放的势头是不可阻挡的。尽管也还会碰到曲折，会有新的困难。
    森：我估计文艺界的多数人士愿意开明的王蒙先生再做部长，你是否准备接受他们的愿望？
    王：我早就说过，我的志趣在文学方面，我对自己在文学方面的潜力还是满自信的。从50 年代后期到70 年代后期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情况，我有20年基本上搁笔，从70 年代后期复出文坛，我要写的东西太多了。目前我正在进行一个系列的长篇小说的写作，从前年开始我计划每两年写一部长篇小说，十年为期，拿出五部长篇小说来。从我个人来说我希望能完成这个十年五书的计划，也希望你们把它介绍到日本去，希望在日本有更多的我的读者。
    森：你现在要写的东西与过去比有什么不同？
    王：当然不一样，一样的话不就变成自己抄自己了吗？我写的都是中国当代的生活，我五月份刚刚交稿一部长篇小说，叫做《恋爱的季节》，是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一些献身革命的青年人的爱情生活。底下会一部一部写下去，把我的一些生活经验，把中国社会的一些变迁，特别是这些变迁当中一些知识分子的命运、经历写出来。
    松：这样一部长篇小说要把各个时期的变迁写出来，也许在第三或第四部的时候，可能就写到“六•四”了。
    王：（大笑）别着急呀？现在还没有写到那儿呢．
    松：这恐怕是不能回避的吧？
    王：中国的近代史、中国的现代史上复杂的事件，尖锐的冲突非常多。我认为文学的任务不是去裁判历史，而是表现在历史的进程中个人的命运、感受和体验等等。比如说《李香兰》这个戏，虽然涉及了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对华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样的非常严肃的重大问题，但靠这个戏毕竟是无法了解这场战争的，它侧重于李香兰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又漂亮又会唱歌，按那个戏来说她对中国很有感情，起码她本身不是想到中国来屠杀中国人，或占领中国的哪一部分领土的，她也没有那个本事。只是表达了她对这段历史的一点体验，我指的是舞台上的李香兰。至于实际上李香兰是什么情况，我很不了解，但我看她的自传还是与这个戏非常接近的。我想我的小说的目的也是这样．我不是充当历史的裁判者，更不是给历史做结论。那样的话怎么得了，还怎么让人敢写小说？我只是忠实地表达年龄和我差不多的一批人，他们在中国巨大的变化当中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幻想、追求、失望和希望，也许他们的经历是有意义的，甚至于他们的经历是没有意义的，即使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一种人生，后人可以从他们的经历中得出一种意义，就像李香兰。如果从政治和战争的角度来说，李香兰不是个什么大人物，我说的是当时，至于现在她是议员呀什么的，我不太了解。当时她不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她既不是日本亚洲政策的代表人物，也不是日本关东军、日军的代表人物，也不是中日友好的代表人物，但她是真实的，她有她的经历，有她经历的悲剧性。我要写的小说也是这样一个思路。糟糕，看来还是不能见记者，因为这些话是不用说的，应当等写完了以后让别人说。对不起，到了告辞的时间了，但我愿再回答一个问题。
    西：你对王实味的悲剧有什么看法？
    王：我在前不久，在报刊文摘里读到王实味的事情，说已经由公安部给他平反了，文章援引的也是来自中国的权威方面，公安部门的消息。正如我前面所讲的，中国的革命有过十分曲折的过程，中国的知识分子追求革命，其中一些知识分子追求了革命之后又受到了革命阵营的人的打击，这也是事实。许多人都有这种类似的经历，这是一个过程，这也是一个教训。我希望在我们回顾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着重于汲取总结历史的教训，而不是通过这件事情去谴责、去责骂什么人而搞新的纷争，这是我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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