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们的思想要从什么束缚和压制下解放出来呢？主要就是从“左”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左”的大帽子和棍子的压制下解放出来。“左”的大帽子和棍子之所以能吓唬人，因为“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
    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两者是什么关系？资本主义哪些好，要继承、要发扬？哪些不好，要抵制，要批判？这就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探讨。
    要研究和探讨，首先要在研究机关的研究工作中和研究会议上以及报刊书籍等出版物上进行探讨。就要容许大家提出各种不同的论点和论据。容许进行讨论和磋商，容许进行批评和反批评。
    可见，改革开放需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又需要改善舆论环境。实行宪法所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
    左倾“权威”们惧怕言论出版自由，惧怕人民的日益觉悟，仅此一点，就证明他们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哪有马克思主义者害怕言论出版自由的？只有没落的、对自己的前途完全失去信心的阶级和社会集团才会在言论出版自由面前感到恐惧。这里，我们不妨重温一下马克思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言论出版自由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言论出版自由。马克思等很多无产阶级革命家走上革命道路，就是从争取言论出版自由开始的。马克思说：“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他还说：“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毛泽东也说过：“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这里，他把言论出版自由放在“最重要的自由”的前列。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第一部宪法起都明文规定人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
    可惜，由于人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上长期犯了错误，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认真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这样，就造成我们很多同志很少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理论，很少研究各国人民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理论，很少研究各国人民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历史，很少了解世界各国实行言论出版自由的现况，因而盲目地把言论出版自由当成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把主张和争取言论出版自由当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来加以排斥和反对。这是十分无知，十分失策，十分错误的，在伤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方面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言论出版自由的确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产物。不过，它并不是资产阶级一家争来的，而是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共同斗争的结果。世界上最早的《人权宣言》提出言论出版自由，是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于1789年制订出来的。这就是法国资产阶级同城市平民、工人和广大农民组成的第三等级并肩战斗、流血牺牲奋斗得来的。《人权宣言》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
    言论出版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对社会主义社会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当然是好东西，而且是很好的东西。
    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来就强调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先进的优良的科学文化。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就严历批驳那种认为“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他说：“已经夺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它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历史上是我们所必需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他还说：“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小平同志曾经多次强调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在这次南巡谈话中，他又一次语重心长地说：“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
    言论出版自由正是一种先进的文明成果，是人类步入近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列宁说过：“‘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在全世界就成了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因而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也像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一样，高度评价言论出版自由。第一次明确提出“出版自由”口号的是英国政治家约翰•密尔顿。1644年，他在国会提出一篇《论出版自由》的演说中就说：“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之中最重要的自由。”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家杰弗逊也说：“我们的自由有赖于出版自由，而限制出版自由就意味着丧失自由。”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言论出版自由，是推动前进的积极力量。当然，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在制订政策和贯彻执行中，总是在不断改进和完善，不可能一下子就十全十美，不可能不发生曲折和偏差，不可能没有不良的副作用，但总的说来，它的积极作用是十分巨大的。概括起来，在以下几方面发挥着显著的作用：1.人格解放、人性解放、思想解放；2.传播国内外新闻，沟通和密切上下左右的关系，协调和增进各方面、各阶层、各民族的团结合作；3.活跃社会舆论，鼓励各种意见的发表和各种问题的讨论，褒扬好人好事，针贬坏人坏事，提高社会道德水平，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法律制度的健全；4. 迅速、准确、大量地传播信息和反映多种多样的情况，促进教育、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动各项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促进整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繁荣。总之，言论出版自由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发展、巩固、合理化和法法制化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言论出版自由的实行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进步性是十分明显的，它不仅给资产阶级带来了利益，而且促进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整个人类社会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利用着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生产力和科学成果，这是无法否认的铁的事实。
    多年来，左倾观点的宣传，认为言论出版自由只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利于无产阶级，这是一种无知的偏见。历史表明：资本主义的新闻自由，不但曾经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有力武器，而且也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用来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有力武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方面作出了十分显赫的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言论出版自由，比较充分地从事报刊活动以推动整个革命活动，他们先后创办、主编和参与主编了十五家报刊，在半个世纪所写的1600多篇（部）著作和文章中，80%以上都是先后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过的。试想，如果仍然是在一种专制政治下，毫无言论出版自由，不允许任何异端思想出现，在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怎么可能出现一种同资产阶级意识完全相对立的、甚至是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为己任的社会主义意识——马克思主义？
    刘少奇、周恩来等当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利用十分微弱的言论出版自由等民主权利，进行争取民主斗争的胜利，也有过惊人的成就。刘少奇在1943 年总结白区斗争经验时曾说过：“当时出版《华北烽火》等党的半公开刊物，又利用当时平津、上海等地许多左派刊物，发表了我们所写的许多文章。这样，就迅速将党的新政策广泛地传播开来，在社会上取得了极大的同情。在华中许多重要城市恢复了发展了党的组织，出版了《新华日报》 及其他书报，向各方进行了统一战线工作。”这就有力地配合了党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毛泽东盛赞鲁迅先生在敌人反革命围剿中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团结形成了一支反文化围剿的革命文化大军。试想，如果没有一点点言论出版自由，任何进步书刊都不能问世，鲁迅的影响何来如此巨大的扩展？可见，无产阶级从来就坚持为人民的言论出版权利而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更应该坚持这一光荣的传统。我们宪法所规定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和管理社会事务的民主国家。人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是我国民主制度的十分重要的内容。人民只有充分享有言论出版自由，才能充分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正如列宁一再教导我们的：“在我们看来，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
    综上所述，言论出版自由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先进文明成果，又是工人阶级争取解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法宝。它的先进性和优越性是十分显著的。几百年来，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在争取和实行言论出版自由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有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言论出版自由是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绝对自由，因而我们一说要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就被认为是追求什么绝对自由，就是追求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幼稚无知之言。不仅我们提倡的言论出版自由，是在我国的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言论出版自由也是在他们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的自由，特别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言论出版自由虽然走了若干歪路，出现过各种偏差，终于积累了很可贵的丰富经验，进行过不断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在当前深入学习和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谈话的时候，在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创造的一切成果的时候，强调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里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先进成果，结合我国实际，进行继承、发扬、选择、批判和创造性的发展，就显得特别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