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闻晨报》报道：日前，中国银行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个人信用循环贷款业务，其山东、河北等部分分行规定：级别相当于副处级（含）以上的人员，最高可循环信用贷款30万元；科级则可贷20万元；级别与一般公务员相当的人，则能贷10万元。“官越大信用越高”，这条新闻被某专家解读成“官本位”思想在银行信贷经营上的反映。不可否认，某些银行将个人信用与职务挂钩，是存在“歧视”、以权谋私、内部人控制以至于信贷腐败的嫌疑。然而，我更愿意认为，这是许多商业银行在个人信用信息资料缺失下的无奈之举。

    不管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民营性质的金融机构，“逐利”肯定是第一位的。银行将职务大小与授信额度挂钩，也是出于有效防范信贷风险的考虑。我们应该理性地认识到，个人信用与职务大小虽然没有很直接、很必然的联系，但无论怎么否认，它们之间还是有相关度的，这在金融界得到了普遍的承认。比如，在美国财务管理学家大卫·杜兰德提出的资信评分模型中，个人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以及就业稳定性甚至包括性别，都是银行授信额的参考指标。

    尽管再高级别的职务也会失信，但是，我们也得承认，职务越高，收入相对更高，抗风险能力更强。在我国，职业分类或职称、职务，也是衡量自然人资信状况的重要指标。以中国交通银行为例，在他们实行的个人信贷系统中，影响个人信用分数的因素共有五大类，保障支持、经济支持、稳定情况、个人背景、与银行关系。在个人背景一栏中，行政职务、职称就是一个影响因子，系统规定，局级或局级以上为5分，处级为3分，科级为2分，其他为1分。

    现在的问题是，有些地方把职务、职称绝对化了。事实上，这种将职称、职务在个人资信中所占的比重无限拔高也是有原因的。我们知道，影响个人信用状况的所有因子中，所占权重最高的是保障支持和经济支持。“保障支持”包括可供质押、担保、处分的不动产及动产，而“经济支持”则主要包括家庭收入、红利收入等。问题的关键是，今天的中国，个人收入较模糊，灰色收入占了很大的比重，一个人有几处房产、月收入多少，银行很难了解得到。面对这种信息不对称，这些从西方引进的个人信息系统很难发挥作用。

    于是，有些地方为了省事，干脆以职务大小取代个人信息。在他们看来，官越大、职称越高，相应，可供质押、担保和处理的财产就越多，而个人经济能力则越强，也越不容易“隐形”。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厅局级要比处级有钱，而处级则较科级干部富裕。“官越大信用越高”的背后，其实是“官越大越有钱”、“官越大灰色收入越多”，我想，这才是最发人深省的。很明显，商业银行很理性地看到了这一点。然而，许多人联想到的却只是什么“以出身论信用”、“身份歧视”等表面现象。（林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