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北大教授郑也夫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一篇《二流学者何以当选学部委员——质问中国社科院》的质疑文章，指名道姓地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是二流学者，认为他的学术水平“在社会学所处于五名之外，在北京社会学界处于十名之外”，并说“我们不能相信，如果不是因为所长的职务，景天魁会当选（社科院学部委员）。”
 
    景天魁是不是二流学者，究竟有没有资格当选社科院学部委员，笔者无发言权。但是，像郑教授这样指名道姓地对同行进行批评的做法，近年来非常罕见。本来，对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或发生争论，都是很正常的事。在观点交锋中，人们常常可以相互启发、相互补充，从而达到修正错误，接近真理的目的。可惜，郑教授炮轰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后，并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反响：中国社科院及景天魁先生本人都没有对郑教授的炮轰做出回应；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同行对郑教授的批评也一律保持沉默，既没有赞同的声音，也没有反对的声音。笔者用9月28日《南方周末》上刊登的专访文章题目“郑也夫，向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开炮’”做关键词搜索时，仅显示有相关网页443篇，媒体上对郑教授炮轰社科院学部委员评选制度的相关评论也很少。可见，舆论界对郑教授的炮轰反应也很冷谈。
 
    这显然不是一件正常的事。笔者想问的是：郑教授的声音为什么那么孤独呢？
 
    知识分子向来被尊称为社会的良心。他们不仅有宽广的知识面和敏于观察社会人生的长处，而且还有不阿谀奉承、坚持真理、敢于直言的传统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学术秉性。遗憾的是，近年来，官本位、一切向钱看等思想意识，以及浮躁、弄虚作假等恶劣学风严重侵蚀着学术界。一些学者的心思不是用在如何研究学术方面，而是用在如何讨好领导、如何投机取巧等方面。有的甚至拉帮结派、打击异己，成为学界的学霸。在浊化了的学术风气下，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利器慢慢地被一团和气的好人主义所取代。在此背景下，有多少学者愿意当出头鸟，对有违真理的人和事进行批评呢？因此，郑也夫孤独的声音让人感到学术界流弊之深、之重。事实上，没有百家争鸣，就不可能有百花齐放，更不可能有学术的繁荣和进步。
 
    每年的诺贝尔奖评选出来之后，国人总要议论一番、叹息一番、失望一番。虽然有好心的大师常常告诫我们不要耿耿于怀中国何时能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来说，不能问鼎国际最高学术大奖，怎能不是一个缺憾呢？而当学术界批评的声音非常微弱、非常稀少时，我们又怎能奢望在不远的将来获得诺贝尔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