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杭州召开的全国刑法学术年会上，我国著名刑法专家黄京平教授大胆提出：对外来民工等弱势群体初犯且轻微的应该在量刑上实行宽容。理由是相当一部分民工犯罪是社会制度上的缺陷造成的，好多民工是为生计所迫而犯罪的。（10月12日《浙江工人日报》）

    公正是一种涉及多方利益主体的均衡，以一种不公矫正另一种不公就会打破这种均衡，你将需要无数的矫正修补这种均衡。为了矫正制度对民工的不公，规定可以宽容民工的某些犯罪———可民工犯罪是有受害者的啊，这个特定的受害者并没有参与实施“制度对民工的不公”，他凭什么要宽容民工。一个被欠薪逼得靠抢劫维持温饱的民工抢了一个城市下岗者的东西，宽容了民工的话，你就得出台另一个规定来补偿这个无辜的受害者，这种矫正又会制造出新的不公。

    实际上，民工所以处于弱势地位，根源正在于受到了法律的不公对待———制度不公即法律不公。从年终的欠薪到各地的“血汗工厂”，从城乡死亡赔偿差别到招工户籍歧视，再到各地对农民工流动的管制，他们的弱势命运不正是这些不公的法律执行过程制造的吗？用制造出他们弱势遭遇的“法律不公”补偿他们，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做法。法律如果获得了“网开一面”的道德合法性，强势群体会从中得到更多非正当利益：一个遭遇制度不公的民工犯罪可以宽容，一个创造了许多财富的富人犯罪是否可以免罪？其实，为补偿制度对民工的不公可以有许多福利途径，如就业、就医、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平等，岂能拿公正底线的法律当作矫正的工具。

    最后想说的是，遭遇制度不公并不能成为越轨犯罪的理由，而拿“宽容民工犯罪”补偿制度不公则是在纵容一种不健康的弱者情绪。 □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