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１０月，一场土地违法审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其重要手段之一就是严格行政问责制；无独有偶，在刚刚过去的９月份掀起的山西环保风暴，其中心也是问责，焦点都直指地方政府行政“一把手”。

    “问责”一词被广泛关注始于２００３年非典时期，２００４年《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的实施，将“问责”上升为国家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作为一种明确权力和责任的行政制度，问责制是消除权责不明行政弊端的一剂“良方”。事实也证明，问责制对于我国打造权责一致的责任政府、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廉洁行政的高效政府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不断推行的“问责”，不仅取得了解决问题的明显成效，也强化了“权责相当”的制度要求。

    但我们也看到目前问责体制尚存不足。如土地违法审查之初，有关人士曾指出，有大量被违规侵占的耕地已被高楼和机器厂房所取代而无法恢复，再加上要拆除大量已建违规建筑设施，社会资源、财富浪费巨大。问责之后相关人员虽被惩处了，但沉重的社会成本又该如何弥补？

    问责制的意义在于“防患于未然”与“惩前毖后”。惩罚只是手段，预防才是目的。倘若问责制只是事后责任追究，缺乏从源头抓起的事前预防等相关制度与之配合，则不仅不能“防患于未然”，也难以“根治于长远”。

    目前，问责制之所以把焦点指向地方行政“一把手”，是因为在一些地方，往往是“一把手”有较大决策权。虽然具体分析，“一把手”与问题的责任关系不尽相同：有的是不作为，有的是纵容包庇，有的是因制度缺失无法有效监管。但这都说明了目前对“一把手”的行为、决策缺乏完备、有效的制度约束，光靠“问责制”并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同样，没有现代化和高效率的制度机制作支撑，再负责的“一把手”也无法杜绝千里之外的煤矿安全事故。

    问责制如果只针对失职领导，而放过了体制漏洞，不进行相关的制度建设，那么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官员一茬一茬地撤换，问题还是一次一次地出现，不可能实现问责制所预期的目的。

    相反，如果我们能以问责制为突破口，认真分析问责过程中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难点”和“痛点”，由此进一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媒体和民众对行政机构的民主监督，则可能成为问责制的重大成果。比如，仅限于行政体制内自查自纠的“同体”问责制，出了问题后由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虽能取得一定效果，但不免会使被问责对象产生“怕上不怕下”的倾向。而要避免这个问题，必须拓宽问责渠道。除了上问下责以外，还要包括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外部的监督渠道，这样才能形成全社会的问责机制。

    苛求刚刚实行的问责制一朝趋于完善是不现实的。但我们确实必须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行，通过深化改革，让始于２００４年的问责制更好地成为引导、推动下一步改革的现实动力。（刘鑫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