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新武侠更多地关注如儒家“仁”之“二人”所体现的群体关系体制，可称作武侠的外部表现。

而当今内的新武侠更多的是偏向个体的内心表现。

1994年，在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教授严家炎宣称金庸小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几天以前，还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步非烟宣称要“革金庸的命”（据11月27日《华西都市报》）。

斗转星移，世纪更替，从港台新武侠到内地新武侠，江湖走过一个轮回。步非烟表示，金庸写的是儒家之侠，而她要写出逍遥、独立的道家之侠。

金庸小说主线是儒家之侠，此点并无异议。金庸小说以“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传承的道义责任，以“二千年来的政治本质”展现的历史规律，在中华文化圈内形成了独立的高标。

正如章太炎提倡“以儒兼侠”以救中华危亡的意义所在，金庸以儒家的传承、反思、批判而“以儒侠兼西学”表达着他对民族传统的忧患，道、墨、佛以及无侠、反侠都被他纳入这个儒家的大文化范畴之中。

在“革命”的观念层面，“革”金庸小说的“命”，倒是可以成立。百年中国武侠，本来就是在不断“反武侠”中成长起来的。金庸小说本身就是“革命”的产物，是以寻找并回归传统来“革”中国现代机械化、教条化现实主义的“命”，在纷乱年代强调以“国家－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想象来凝聚民气、反思历史，他也用“人性”向武侠的纯粹世俗娱乐性发起了“革命”。曾有人对金庸这种“西洋才子”表示不满，正是因为他“革”了传统武侠的“命”。不过，在“革命”的具体层面，步非烟表示要以“道家之侠”革金庸“儒家之侠”的命，我却不大赞同。我以为，21世纪内地新武侠和20世纪港台新武侠之间的真正区别，并不在于儒家的责任与道家的逍遥，只是两个不同传媒时代与观念体系之间凸现的表达方式与文化认同的差异。

就表达方式而言，内地新武侠提供了和传统武侠不同的审美风貌。传统武侠审美，梁羽生的名士也好，金庸的才子也好，包括古龙、温瑞安，浸润着的是古典情韵，追求的是“遇雪犹清，经霜更艳”的诗意趣味。在新文化时代成长起来的内地新武侠作家们耳濡目染的是动漫、电玩的影像奇观，感同身受的是新潮的时尚享受，这些相对于传统来说，是更加令人心怀摇荡、目不暇接的强刺激。先锋和时尚的叙事风格，俨然成为内地新武侠的主流，形成一种奇观审美的潮流。还有一些作家，从国外文化诸如印度教中汲取元素，其实是数字化时代全球化文化想象的范例。

就文化认同而言，内地新武侠提供了和港台新武侠不同的切入点和兴奋点。港台新武侠更多地关注如儒家“仁”之“二人”所体现的群体关系体制，可称作武侠的外部表现。而当今内地新武侠更多地是偏向个体的内心表现。在生存权得到保障之后，接下来的自我完善与这个过程中的彷徨与痛苦，成为今天社会的一种心理状态，内地新武侠作品所折射的就是这种现实体验。

从金庸的社会责任、历史洞察到内地新武侠的奇观审美、内心体验，“革命”还只是开始，其成熟与完善还远未有穷期。

□韩云波（云南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