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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整个过程中，小平同志在每一阶段的关键时刻，都针对

关键问题作出了关键性的指示。没有小平同志，有些问题不会解决得那么快那么好

说起香港回归，曾担任中英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并代表中方草签《中英联合声明》的周南，不时提到一代伟人邓小平的名字。他深有感触地说：“没有小平同志，有些问题不会解决得那么快那么好。”

周南表示，中英双方为什么能对香港回归达成协议？首先，是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有实力的国家。二战后期，蒋介石也曾向英国提出收回香港的要求，但遭到了邱吉尔的拒绝。这印证了一句古话：弱国无外交。外交谈判历来这样，没有实力不行。因此，撒切尔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不无失落地表示：“协议并不是，也不可是我们的胜利，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不肯让步，而且在实力上又远远超过我们的大国打交道。”第二，就是我们的“一国两制”这个思想搞的对头。“一国两制”这个名词，是小平同志在1982年1月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第一次正式使用的。此前也有类似的表述，那是针对解决台湾问题的，但香港问题先碰到了。这个构想，为香港问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

周南说，1979年3月，英国派了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到北京来摸底，想延长对新界的租借。小平同志觉察到了英国的意图，明确表示了中国要收回整个香港的决心。此后，中国政府就把解决香港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1982年9月16日，小平同志又在一次谈话中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总方案拍了板。概括地说，当时中方确定的谈判方针是：必须在1997年全部收回香港地区和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保留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小平同志还说，如果这中间发生大的风波，我们对收回香港的方式和时间，不得不作新的考虑。

那次谈话，是在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首次访华的一个星期之前进行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她，香港一定要收回，不要抱其他幻想。一切文章都要在收回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这个大框子里来做。周南认为，小平同志确定的这个基调，可以说是击中了英国人的要害。起初，英国方面是不想把香港交还中国的。当时，刚刚与阿根廷打赢了马岛（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的撒切尔夫人，正值心高气盛，她甚至考虑过用军事手段来抗拒中国收回香港；如果永久占有行不通，她还想拉上美国和联合国搞国际干预或国际共管；这也不行，就通过“民主”的方式来策动香港“独立”，使香港成为第二个新加坡；如果还是不行，那就以主权换治权，在名义上把主权还给中国，但香港还是由英国人继续统治。总之一句话，就是香港不能脱离英国的手掌心。因此，撒切尔夫人一见到小平同志就以威胁的口气说：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必须由英国来管治。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和后果。殊不知，你“铁娘子”厉害，我们的“钢铁公司”（毛泽东送给邓小平的一个绰号）更厉害。小平同志当即以强硬口气回应道：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不迟于一两年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小平同志指出，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管辖之下，实行适合香港的政策。这并不是必须在英国管辖下才能实现。即使就像夫人说的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也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小平同志还义正词严地表示，过渡期内最担心的是出现很大的混乱，可能制造混乱的主要是英国人。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国政府将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小平同志的这番讲话，一下子打掉了撒切尔夫人的气焰，以至于她在走下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台阶时还摔了一跤。不过，坐到谈判桌前的英国人并非那么心甘情愿，总是在制造障碍。周南透露，当双方为中央在香港驻军问题而一直争论不休时，小平同志发火了，他在公开接见香港各界人士时表示：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利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主权哪？必须要驻军！小平同志一生气、一发火，英国人才不敢再提了，正所谓“一怒而安天下”。

周南说，小平同志又一次震怒，是在末代港督彭定康抛出他的“三违反”方案之后。当时，国内有人提出各让一步的主张，小平同志语气严厉地表示，“香港问题就是一句话，对英国人一点也软不得”；“在主权问题上一分一毫都不能让步，更不能说一寸”；“如果他们一意孤行，我们就要另起炉灶”；“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包括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正由于我们坚决贯彻了小平同志的指示，才保证了香港的顺利回归。除此之外，小平同志还不止一次地公开指出，香港还存在着来自其内部和外部的不安定因素，要人们加以警惕和认真对待。对照十年来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不能不惊叹他老人家的远见卓识。

香港问题进行了22轮谈判，历时两年，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主权问题。

在涉及主权问题上，我们没做任何让步，让的是非原则性的、不关系到主权的问题

以小平同志与撒切尔夫人的第一次会谈为标志，香港问题谈判随即正式开始。当时，周南虽已参与了香港事务，但在前7轮谈判时并没有正式参加中国代表团。他的工作是在幕后，主要进行谈判策略的研究，以及同英国驻华大使、英方代表团团长柯利达进行私下的接触和磋商。

谈判一开始就陷入僵局。围绕议程中是否应该出现“主权移交”的字样，双方互不相让，时间过了六七个月，还一直僵在那里，实质性会谈的日期迟迟确定不了。作为外交部主管西欧事务的部长助理，周南以其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10年工作经历所积累的谈判技巧，通过幕后运作使谈判出现了“柳暗花明”。

那是1983年7月的一天，柯利达约请周南共进午餐。席间，柯利达说，中方在议程中提出了“香港主权移交”的问题（英文是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他们认为，在双方还没开始实质性谈判的时候，就用这种表达方式，等于说英方已经承认了主权必须移交。因此，他建议把冠词“the”改成“a”。周南当时想，中文里没有冠词的问题，可在英文里还是有细微差别，用“a”显得不是非常确定，于是就跟柯利达说：是不是既不要“the”，也不要“a”。柯利达跟助手商量了一下，就这样定了。僵持了半年多的问题，就这样通过删除了一个“the”而迎刃而解了。

第二阶段的谈判虽说开始了，但进程依然异常缓慢，英方还是想千方百计挑战中国对香港的主权。他们打出了两张牌，一是“民意”，一是“经济”。周南说，所谓的“民意”，实际上就是英方的“官意”，是他们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制造出来的。我们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并动员舆论及时进行了反击。英国人一看这招不管用，又亮出了“经济牌”，有意制造恐慌。结果出现了个黑色星期六（1983年9月24日），股市大动荡，港元大贬值。英国人自以为盘算得很清楚：中国要搞现代化，就离不开香港的繁荣；而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离不开英国的管治。但我们不为所动。为什么？因为香港能够有今天这样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因素，而不是由谁在那里统治。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香港不要说比不上上海了，比广州也不如，后来，浙江、广东和福建一带的人前去投资，才带动了香港经济的发展。但它的真正腾飞还是在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内地承接了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极大地拓宽了香港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香港对内地的转口贸易也骤然增加，这不仅为香港直接创造了很高的利润，而且还直接刺激了香港金融业、航运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英国人从中谋取了非常大的利益，仅投资这一项，当时他们每年就可以从香港拿走1000亿港元。英国人打“经济牌”，只能是玩火烧身，慌了手脚的最终还是他们自己。

1984年1月，在第二阶段谈判进行到第8轮的时候，周南接替姚广出任中方代表团团长，直接从幕后走到了前台。此前，英方已有承诺，不会再去挑战中国的主权。但事实上，这只是一句空话。他们的所做所为，依然是想在1997年后插手香港行政管治和在最大限度上使未来的香港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比如说外交问题。我们说香港是特区，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凡是和中国建交的国家可以在香港设立总领馆或是领事馆，但英方不同意，他要求自己特殊，要设高级专员公署。

周南说：“我马上就批驳他们，提这个是何居心？我知道，你们只有在英联邦成员国首都才设立高级专员公署，你们能举出在非英联邦国家的外交代表叫专员或高级专员的例子吗？更何况香港未来只不过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又不是一个独立国家的首都。中国的首都在北京，不在香港。你们是不是想把未来的香港特区变成准英联邦成员国，或者是英联邦成员国？” 

听了周南的话，与周南同时接任英方代表团团长的伊文思愣住了。紧急商量之后，英方作出答复，说他们有一些国家也有商务专员。但周南进一步揭露说：你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商务专员是商务处的商务专员，而商务处是大使馆下面的一个单位，跟高级专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你这样糊弄我们不行。

在周南的穷追猛打之下，伊文思没了招数，只好同意在香港设总领馆。周南表示，英方代表就是这样步步为营，只要有空子他就想钻。你不给他一些压力，他是不会轻易接受你的条件的。像在中英联合机构有无必要成立以及成立后何时进入香港的问题，英方一开始也是抵触得很，无论怎么谈就是谈不拢。最后，我们就根据小平同志“进驻是必须的，名称可以改变，进驻时间早晚也可以松动。晚两年进驻和晚两年撤销也无所谓”的指示，向英方摊了牌，说这是中国最后的方案，并且要求他们必须在二三天内给予解决，否则将由他们承担谈判失败的后果。这下他们才猛烈惊醒，开始严肃对待这个问题，并最终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时间达成了协议。

这个问题一解决，香港回归谈判也就“轻舟已过万重山”，剩下的那些小的具体问题随即一一解决。1984年9月，周南与伊文思草签了中英《联合声明》。谈判从开始到结束，正好两年，与小平同志当初提出的期限完全一致。而在中英《联合声明》草签之前，周南也被中央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

有人说，我在香港那几年的工作，是在“风口浪尖”上过日子。此话不假。但“搏浪方知沧海阔”，我们终于还是排除了各种干扰，保证了香港的顺利回归接下来的几年，周南又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与了中葡澳门问题谈判，随后又参与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这期间，中方也与英方进行了不少斗争。1990年4月，《基本法》在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获得通过。而在这年的2月，周南也离开外交部，就任新华社香港分社（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的前身）社长一职。

周南说，在开始的一个阶段，中英合作应该说基本上还是好的，虽然也有摩擦的时候。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从1990年代初特别是1992年彭定康就任末代港督开始，中英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英国在香港问题上从合作为主变为对抗为主。

周南履新恰巧就在这个时候。外界因此也颇多猜测。有媒体说：周南在出任谈判代表团团长时，就以硬朗的作风对英方谈判对手屡施下马威，过渡期内，同英国人交手，需要一名能压得住英国对手的外交家，保证香港在过渡期内不会出事，保证中国不会坠入英国人撤退时设下的陷阱；还有媒体说：周南是强硬派，是来监管英国人，不让他们在过渡期内捣乱的。对于外界的评论，周南坦然接受，他说：“强硬派就强硬派吧，这总比在外部强大压力下搞投降妥协好嘛。”

周南说：“中英关系围绕香港而出现的变化，根本原因就在于英国错误估计了中国形势。我看了他们英国议会外交委员会的一个内部文件，上面公开讲，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现行政府能否维持到1997年，是很成问题的，因此，英国的对华政策应有高度的‘灵活性’。说白了，就是要改变原来的协议，使香港继续留在他们手里。”

周南说，彭定康就是英国在香港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他单方面抛出所谓的“政改方案”，其目的以“还政于民”为名，行“以华制华”之实。企图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后，还能延续英国在香港的管治。说起来，这样的招数并不新鲜。早在1947年，当英国看到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可能冲击到它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时，就和美国官方共同谋划怎么打“民意牌”，并由当时的港督杨慕琦（Mark Young）提出了一个“政改方案”，包括组成一个部分华人参加的所谓的“市议会”和“改变立法局成份”，美其名曰“还政于民”，期望用“以华制华”的手段，来阻挠香港回归中国的目的。后来，他们看到新中国没有在短期内解决香港问题的打算，就又缩回去，把“政改方案”束之高阁，重新回到总督一人专政的体制。在眼看就要撤出香港的时候，英国人再玩这一手，其目的不是昭然若揭吗？这样的阴谋，我们当然不能接受。但英方不讲信誉，我们要讲信誉；英方不讲原则，我们要讲原则；英方不守协议，我们要守协议。为此，中英双方进行了17轮会谈，我们原想通过会谈达成谅解，哪怕我们做点让步。结果不行，你越让，他的要价越高，很小的问题他们都一定要坚持，例如取消区议会委任的议席问题，最后还向中方发出最后通牒，说他们就这样决定了，你接受也罢，不接受也罢，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再讨论下去了。17轮会谈就这样由于英方的破坏而破裂了。这样一来，原有的“直通车”安排就没办法实现了。怎么办呢？为避免香港特别行政区在成立初期出现法律真空，确保香港的平稳过渡，我们不得不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来个“另起炉灶”了。

周南还谈到了他与彭定康的一次正面交锋。那是在1993年香港大屿山天坛大佛开光典礼活动中，彭定康先是面对在场记者肆意攻击中国政府，并为他所推行的“三违反”政改方案进行诡辩。尔后又在见到周南的时候，主动伸出手来表示“友好”。周南却没领彭定康的情，以佛家的双手合十来代替握手。当记者要求周南对彭定康的讲话作出评论时，周南就结合当时情景说：“谁搞‘三违反’定会‘苦海无边’，罪过罪过；谁搞‘三符合’自是‘功德无量’，善哉善哉。”

有人把香港回归的历程形容为“一波三折”，过渡期是在动荡中度过的，其中充满了尖锐复杂的斗争。也有人说，周南在人称“险地”的香港这几年的工作，身处第一线，是在“风口浪尖”上过日子啊。周南坦言：“此话不假。那些年，香港反华报刊攻击和辱骂我们的文章几乎天天都有。还有些国际势力想以此影响国内“舆情”，把我“排挤”走。而除了来自外部的压力，还有来自国内的。无非是有人指责前方是“左”或是“右”。但我们任凭风浪起，坚决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和中央的政策方针办，绝不屈服于各种压力。公余之暇，我还是照样与文化界的几个朋友诗酒唱和，吟咏自若。”

周南说：“回归前夕，李嘉诚曾跟我讲，7年前你刚来时，如果你讲在1997年香港一定能够平稳过渡，可以说那个时候没有几个人会相信的。现在如果说不能平稳过渡，也没有几个人会相信的。形势发生这样的变化，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看好香港的未来，看好中国的未来，对中央政府投了信任票。”

周南指出，香港回归十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行之有效的。